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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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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这些东西旧书店当年很多都有啊。
查建英:翻译小说、西洋画册……
阿城:以前印的那种老铅板的画册,全都有。其实后来想起来,我喜欢那个时期,就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不焦虑的人,他们在看莫奈、看梵高、看康定斯基,看左翼引进来的麦绥莱勒、柯勒惠支,表现主义的格罗兹,还有鲁迅喜欢的比亚兹莱。
查建英:你说的这个我也可以举个例子佐证,就是我的姥爷,我叫他外公。他家是湖北的乡绅,他很年轻就去了法国,念书工作十年,还娶了法国太太生了个女儿。然后呢,一方面有些“工业救国”的理想,一方面顶不住家里的不断召唤,回来了,把法国太太留在法国,离异了。回来以后呢,又照老式规矩,娶了家里早先订下的门当户对的一个姑娘,然后生儿育女,过得很好。家里边也还是中国式的,只是他带回来不少洋派的习惯和玩意儿,比如说喜欢摄影,还自己有暗室冲洗;爱自己蒸面包,爱吃“垮桑”,家里叫它月牙饼。但家常就是面包、馒头什么都在一起,很自然的一种中西合璧。
阿城:他不焦虑。
查建英:不焦虑。他是那种专业人才,理工教授。那时候教授待遇也好,薪水高,生活稳定,住洋房,有仆人,太太也不必工作,一家子过得很舒服。一到周末,他还爱跳跳舞骑骑摩托什么的。虽然我外婆是个裹了小脚的传统女人,可他俩一直感情不错。这就感受不到我们后来在“五四”文学看到的那种东西,比如郁达夫的那种沉沦啊压抑啊,或是左翼文学里那种愤怒啊。也许这就是你说的那种比较自足的中产阶层吧。
阿城:对,一直到抗日战争前。这时候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在西方文明面前崩溃,在陕北那种穷地方还有李鼎铭先生等等,“毛选”上有记载;由乡绅和城市商人转向的民族资产阶级,像荣毅仁先生等等,渐渐成了一点民族工业的气候,中产阶级家庭出去留学的子女们回来了七七八八,像侯德榜、熊庆来、陈寅恪等等,还有无数的人正在出去。北京的四合院里中产阶级还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白猫胖丫头,像住干面胡同十六号的美国医生马凯大夫更是乐不思美,上海的时髦与巴黎的款式只差着一个星期,好莱坞的新片也是一个星期一部。中产阶级既消费鸳鸯蝴蝶,也消费左翼文学,所以鲁迅的稿费并不低。天灾当然有,人祸当然也有。中国的一个朝向现代化的改良过程被日本人的侵略切断了,这是中国最亏的。抗战之后,中国人自己接着打内战,四九年之后,运动连着运动,“文革”,没有一天现代化的工夫。四九年之后的造原子弹,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展。
我不记得在哪儿了,偶然看见你那个文章,关于猎奇的,你说:猎奇有什么不好?我同意这个。
查建英:是讲异国情调的吧?那是在《读书》上发的。
阿城:对,就是讲异国情调。
查建英:其实古代中国人更喜欢猎奇啊,因为他底气特别足、自信的时候,心态就开放,不怕外边东西进来。
阿城:他不焦虑。你看美国一般的人,他学一下拉美的歌啊什么的,很正常,没有那种焦虑的猎奇。
查建英:我就老爱想象唐代长安,那时候长安城里住了多少胡人啊!带来那么多胡人的玩意儿,肯定那时候好多中国人喜欢那些,新鲜啊!唐诗里边不就有吗?胡声番乐,胡舞胡女,有什么不好的?现在就得说是崇洋媚外了。
阿城:对。
查建英:大家这么喜欢别人的东西,感到有威胁。
阿城:觉得这会带来新的文化构成,所以也焦虑。
查建英:有一个现象:不少八十年代时非常活跃的人后来消沉了,有些人甚至变成民族主义者或者民粹主义者了。我不知道这么推测对不对?是不是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来了,这个大环境之下,即便你把中国传统文化找出来也不足以依托了,对付不了这个势头了,因为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而且更加以经济为中心。这个局面比八十年代复杂多了,经济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犬牙交错,中外互动。这对习惯思考大问题,老想捋出一条大辫子,开药方解决大问题的那种人是很要命的。他会产生无能感、失控感。即便他物质生活上小康了,他还是会感到一种失落。而且我看这不是个别现象,有相当一批八十年代的人,尤其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相对科技知识分子来说,感觉自己在九十年代被边缘化了。这跟你那个边缘化不是一回事。你那时是被正统边缘化了。可在八十年代,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也好,艺术家也好,实际上在话语权上是很中心很主流的。比如电视剧《河殇》,那口气多雄壮呵!李泽厚《美的历程》当年是大畅销书。再比如刘再复,据说那时候他一演讲,讲文学主体性啊二重性啊,就有上万人去听。你想那恨不得都是现在歌星出场的架式。“朦胧诗人”也有大批的追星族。所以那个时候,当一个人处在主流位置上,他再怎么反思,说赶上、追上,其实那个焦虑也不会很深。
阿城:不是。因为四九年以后,就把大家都变成无产阶级,失控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既得利益阶层,因为从经济上他们起码享有福利待遇。刚才说了,这个问题我以前不知道,是我插队以后,从农民身上反过来才知道。农民没有医疗保险,连土地都不是他们的,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任由他们生灭。但你是一个城里人的时候,你已经跟利益沾边了,所以大家要争,要多一点。知青后来的返城运动,说起来就是要返回利益集团嘛,起码要回到吃商品粮的那个圈子里去。农民根本没争的,他不在这里头。就说作家吧,中国作协是部一级的单位,往下可以类推,省的,市的,都是利益集团里的,所以中国哪有文坛?只有官场。
查建英:文坛就是官场,基本同构。这个历史上也有过,王朝的时候,谁要是变成了朝廷的诗人,所谓御用文人,比如说李白,不是也有什么高力士给他脱靴,那个作家的地位也就不一样了。
阿城:中国一直是官才能标明价值,官本位。你为什么要读书?为了做官。制度形成了,尤其在科举之后,隋朝以后官本位越来越严重。八十年代初,我父亲的右派身份要改正,要恢复原级别,我跟父亲说:为什么要改?你的人格自己还没建立起来啊?今天可以认可你,明天仍然可以否定你,他手上有否定权嘛。我这样说当然欠通人情,但是我把这样的意思放入《芙蓉镇》的电影剧本里了,秦书田没有去做那个文化馆长了。看完电影,观众还没看清秦书田吗?还需要当官才能让观众明白吗?
查建英:可是他们不行。像丁玲,你想那是写《沙菲女士日记》的人啊!到后来她对上面给她的评价重视到这个程度!唉。
阿城:所以,右派本身没有问题,是国家不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公民,降低你的生活水平,限制你的自由,等等。现在,你当街说我是右派,谁理你啊!你现在想当右派?多不容易啊!
查建英:现在回忆右派的书都成畅销书了,像章怡和那本。
阿城:这本书写得很好,书名也好,梅志前些年写过一本关于胡风的《往事如烟》,这本书就叫《往事并不如烟》,积极,往事真的并不如烟。但是它也再次证明了就是因为这哥儿几个,才开始了反右运动。
查建英:网上有一个评论挺有意思,说我们本来不知道,从这本书倒看出那时候特权阶层是怎么生活的了。而且呢,这种优越的生活是因为主动接受统战。你为什么说反右是他们几个挑起来的呢?
阿城:这部分的人属于一九四九年前中国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势力,他们主张和平……一九四九年后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得到重用,像章乃器是粮食部长,章伯钧是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罗隆基是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长等等,但是……结果,哗——一大批中层和底层的右派……
查建英:倒了血霉了。
阿城:倒了血霉了。邓小平八十年代初不同意改正这几个右派,他承认反右有扩大化,扩大化指的就是这几人以外的人,包括党内党外的高层中层和底层,尤其底层右派,现在来看这本书:唉,“反右”后“文革”前你们活得还不错嘛!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反效果。
查建英:还有车呢。那没车的还不觉得冤死了,可他其实还有院子,还有服务员。
阿城:章怡和在成都,觉得有危险,就到机场,坐飞机回北京。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呵!而且有机票钱啊!高尔泰出了本《寻找家园》,描述的就是另类景象,底层右派,有普遍性。
查建英:那时候他们摆个家宴,多少个服务员。下馆子请客吃西餐……你要想那时候的工资是多少啊!
阿城:不得了的。
查建英:所以消灭阶级也不是绝对的,里边还是有等级。啊,咱们还绕回去说八十年代吧。既然那时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还没有受到威胁,你觉得他们的焦虑有点滑稽有点虚飘吗?还是他们确实提出了真实的问题?
阿城:问题也是真实的,不能说不真实。但如果他们生活得更真实一点呢,可能同样的问题不会这样提出。
查建英:你知道后来有一个说法,好像是朱学勤文章里写的吧,反正就是九十年代的人回头批评八十年代,说那时是“荆轲刺孔子”。就是说那个“文化热”是个伪命题,荆轲本来应该刺秦王,结果呢,因为不敢刺秦王,怕要了他的命,所以就去刺孔子,去批判传统文化了。“寻根”到后来可不是光把传统拿出来奉为珍宝,而是去批判它了。包括韩少功,也不光是瑰丽的楚文化呵,不是后来就写了《爸爸爸》吗?那可能跟“五四”的批判国民性又有一定的关系了。
阿城:有。
查建英:把中国传统保守愚昧的那一面又给拎出来,作为一个靶子,结论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落后于西方,所以我们后来才有“文革”,等等。那个根就变成祸害之根了。结果就不是文化影响或者传承,而是又变成一个自我否定了。
阿城:寻根,造成又回到原来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增加知识和文化的构成,是比较烦的。
查建英:所以这寻根呢,在你看来它初衷是好的,找传统,找文化资源,是你赞成的。
阿城:对。你不管是找传统也好,找西方也好,这样你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构成才会丰富一些,你就会从原来的那个意识形态脱离开,或看得开一些。唉,怎么结果它又回来了!
查建英:是不是因为寻根的这些人,他原来的知识构成和思维方式,在后边影响他看那个传统的态度?结果他可能看到的就比较消极,净是要抛弃的糟粕。那中国还是得重新来过。最后就是《河殇》,又是老大的一种话语形态,把过去那个黄土文明拿出来做个总体批判,从政治到文化,都专制都落后,是我们今天落后的原因。然后呢,西方的海洋文明是我们向往的,要追上的。那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前后,离八九年不远了。所以咱们要是这么粗略地归结一下,看看八十年代有没有一个内在的发展逻辑,那可能到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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