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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见死不救，而是现在的不合适。”为了防止古谢夫因为一时冲动，继续让部队去做无谓的牺牲，我耐心地对他说道：“敌人的炮火太密集，已经将维斯瓦河面封锁了，要在这种情况下渡河，我们的部队势必会付出巨大的伤亡。还是等敌人的炮火变得稀疏以后，再尝试强渡吧。”

　　　　说服了古谢夫，我盯着地图上的两个红色箭头发呆，这是阿斯卡列波夫和加利茨基两支部队所在的位置。前者前出到居里夫人故居，而后者还坚守在瓦津基宫，两者之间相距七八公里，很难做到相互呼应。

　　　　我指着地图对古谢夫说：“将军同志，你看看，我军在西岸建立的两个登陆场，不光面积小，而且相距过远，彼此无法互相呼应。”

　　　　古谢夫凑到地图前看了片刻，也点着头说：“没错，他们相距太远，任何一方在遭到德军进攻时，另外一方都无法及时地提供支援。”他扭头望着我问，“副司令员同志，有什么办法将这两个登陆场连在一起吗？”

　　　　“还有一种办法，”我用手指着昨晚波兰第三师集结的地方，对古谢夫说道：“另外再派一支部队，从联盟广场出发，向西直接渡过维斯瓦河，在华沙大学这里登陆，建立登陆场。向北，可以与阿斯卡列波夫将军的部队汇合；向南，可以和瓦津基宫的加利茨基互相呼应。”

　　　　本来我以为自己的这个构想，就算不是十全十美，至少可行性也是蛮高的。谁知刚说出来，就遭到了参谋长的反对，对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副司令员同志，我觉得让我军在华沙大学附近登陆，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为什么？”我一脸懵逼地盯着参谋长，惊诧地问道。

　　　　参谋长苦笑着对我说：“副司令员同志，您有所不知，从德军占领华沙开始，华沙大学就变成了一个军营。虽然我不知道里面究竟驻扎有多少部队，但我们要想在这里登陆，势必会付出巨大的牺牲。”

　　　　我等参谋长说完，便谦虚地问道：“参谋长，那你觉得什么地方适合我们的部队登陆呢？”

　　　　“副司令员同志，您请看这里。”参谋长的手指在地图上，稍稍向上移了一点：“假如我们要建立新的登陆场，我建议选在王宫附近。而且这里原来有一座横跨维斯瓦河的桥梁，被德国人拦腰炸成了两段。我去现场看过，被炸断的桥面就斜搭在水面，两边相距不过百米，就算没有船只，我们的战士也能从东岸上桥，从斜坡下到水里，然后游到对面，再从对面的斜坡上岸。”

　　　　参谋长的意见听起来好像挺不错的，让我有点心动。我扭头望着古谢夫问：“将军同志，您怎么看？”

　　　　“我觉得参谋长的意见不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从断桥这里渡河。”古谢夫盯着地图说道：“毕竟这是最短的渡河路线，而且德国人也不见得会注意到这个位置，我建议等天黑以后，派一支部队试试。”

　　　　见两人都倾向于这种渡河方式，我便帮着两人完善细节：“我们可以在两边的斜坡牵上绳索，这样一来，船上的战士就算不用桨，也能拉着绳索过河了。”

　　　　但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我们刚刚制定出通过断桥过河的方案，立即就接到来自华沙城内的报告，部署在维斯瓦河东岸的观察哨，发现德军在沿河的维斯瓦大街有调动的迹象，而且还在四座断桥的对面，构筑新的防御工事。

　　　　听到这个报告，我不禁叹了口气，对两人说道：“看来德国人还是比我们快了一步，这个渡河计划只能放弃了。”

　　　　古谢夫也无奈地说：“好吧，我们还是等德军的炮击停止后，再冒险实施强渡，将对岸需要武器弹药和兵员运过去。”

　　　　到下午的时候，德军终于停止了对维斯瓦河的炮击。正当我军部队在河边集结，准备渡过维斯瓦河时，却突然遭到了猛烈炮击。后来经过了解，才搞清楚原来德国人在对岸部署了炮兵观察所，只要一发现我军有渡河的迹象，就立即呼唤炮火，对我军集结和停泊船只的位置进行猛烈的炮击，导致我军伤亡惨重，渡河器材也丧失殆尽。

　　　　在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苦笑着问古谢夫：“将军同志，还能找到渡河器材吗？”

　　　　“没有了，”古谢夫摇着头回答说：“都在敌人的炮火中损失掉了。就算我们从后方临时征集，至少也要等三到五天的时间，才能将新的器材运到华沙来。而且到现在为止，东岸的两个火车站还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如果我们不能占领这里的话，渡河器材遇到后，只能在离河边很远的地方卸车，然后由专人运到河边。”

　　　　“没有渡河器材，西岸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运不过去，而伤员也运不下来。”参谋长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他们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参谋长，你放心吧，假如阿斯卡列波夫将军的部队支持不住，他们可以沿着维斯瓦河向北撤退，那里是茂密的森林，应该可以摆脱德军的追击。”虽然古谢夫对阿斯卡列波夫的部队充满了信心，但对加利茨基上校所指挥的波兰军，却显得信心不足：“但波兰第三师的战士们在面对德军的进攻时，我担心他们会顶不住。”

　　　　“将军同志，我觉得波兰第三师的战士，在渡河作战中表现得不错，至少没有像上次那样一触即溃。”我想到加利茨基师里的指挥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苏军指挥员，战斗力就算在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度提高，但至少也不会不堪一击。“我相信他们要挡住冲向维斯瓦河边的敌人，还是能够办到的。”

　　　　“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孤军。”在确认我们短时间无法增援对岸后，古谢夫有些丧气地说：“希望他们能挡住敌人的进攻吧。”

　　　　为了让对岸的两位指挥员知道他们的处境，我再次给阿斯卡列波夫打去了电话，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师长同志，由于德军的猛烈炮击，我军所有的渡河器材已经全部损失，所以在短期内，你们是什么援助都得不到的孤军，一切都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听完我的话以后，阿斯卡列波夫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道：“副司令员同志，您放心吧，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以前，我的部队会牢牢地坚守在现有的阵地上，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师长同志，敌人的兵力比你们多，装备上也占据着优势，你们可不能和他们硬拼啊。”我深怕阿斯卡列波夫一时头脑发热，搞什么“与阵地共存亡”，连忙提醒他说：“作为一位师级指挥员，在指挥部队作战时，千万不能和优势的敌人硬拼，要多动动脑子，采用合理的战术与敌人进行周旋。”

　　　　我的话可能提醒了阿斯卡列波夫，他等我说完后，立即说道：“我明白了，副司令员同志，我会以主力坚守现有的登陆场，同时派遣作战小组深入敌人的后方去进行骚扰，使他们无法全力向我们发起进攻。”

　　　　见阿斯卡列波夫已领会了我的意图，我对他们坚守现有的阵地是充满了信心。结束和这边的通话后，我又给加利茨基打去了电话，想了解他那里的情况如何。

　　　　加利茨基显然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免有些慌神，在听到我的声音后，立即紧张地问：“副司令员同志，是不是在短时间内没有援军了？”

　　　　“是的，上校同志。”我不打算对他隐瞒什么，便对他如实相告：“由于渡河器材全部损毁，所以在短时间内无法再对你们提供任何援助，一切都只能靠你们了。你应该尽快派出人手，去寻找城内还在战斗的起义军，取得他们的配合，以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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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六百二十九章　两极分化

　　　　没过多久，罗科索夫斯基便知道我们和对岸的交通中断一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丽达，听说你们的渡河器材都被德军的炮火摧毁了，有这事吗？”

　　　　“没错，元帅同志，”我没有向罗科索夫斯基隐瞒真实的情况，因为就算我不报告，他也有专门的情报途径来了解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便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们现有的渡河器材都被损失掉了，导致我们和西岸部队的交通暂时中断。只有等新的渡河器材到达以后，我们才能再次尝试在对岸登陆。”

　　　　“留在西岸的两支部队，你是怎么安排的？”罗科索夫斯基没有发表任何看法，而是继续往下问。

　　　　“我让他们停止进攻，巩固现有的阵地。”我说完这番话以后，深怕罗科索夫斯基催促他们发起进攻，连忙又解释说：“由于我们的部队对地形不熟悉，又得不到起义军的支援，所以再继续向华沙的纵深进攻，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我命令他们暂时停止进攻，等到后续部队和装备赶到以后，再向敌人发起进攻。”

　　　　“在摸清地形之前，停止对华沙的进攻，我认为是正确的。”罗科索夫斯基慢条斯理地说道：“你要让他们连夜派人去侦察地形，以便重新组织起新的进攻，去援助已经陷入苦战的华沙起义军。根据可靠情报，起义军的领导者，也就是克拉约夫军的负责人，已经在和德国人接洽投降事宜了。”

　　　　“什么，克拉约夫军的负责人准备投降了？”罗科索夫斯基的这个消息把我吓了一跳，如果起义军真的投降了，那么德国人就可以集中兵力向阿斯卡列波夫和加利茨基的部队发起总攻，别说我军在西岸只有几千人，就算几万人，在缺乏重武器又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也支持不了几天。

　　　　我深吸了两口气，竭力地消化罗科索夫斯基告诉我的坏消息。等心情稍稍平复一些后，我接着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将部队撤回来吗？”

　　　　“撤，怎么撤？”罗科索夫斯基没好气地说：“丽达，你别忘记了，我们所有的渡河器材都被德军的炮火摧毁了。几百米宽的维斯瓦河，你总不能让几千战士扔掉武器游回来吧，况且还有那么多的伤员。”

　　　　罗科索夫斯基的话让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假如我们在西岸的部队被克拉约夫军出卖，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打死就是当德军的俘虏。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想到这里，我试探地问：“元帅同志，您看是否可以命令在马格努谢夫登陆场的近卫第八集团军，试探性地从华沙的南面发起冲击，以吸引德军的注意力。”

　　　　“没用的，丽达。”罗科索夫斯基苦笑着对我说：“德国人可能是怕我军在马格努谢夫登陆场投入更多的兵力，便动用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昼夜不停地对近卫第八集团军的防区发起了猛攻。”

　　　　没有渡河器材，在华沙的部队又被德军牵制住了，被困在瓦津基宫和居里夫人旧居的两支部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进，以他们的实力，不足以突破德军的重重防线；退，宽阔的河流又挡住了他们的退路。为了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进行背水一战。

　　　　我放下电话，左思右想了半天，觉得还是需要亲自向阿斯卡列波夫传授一些游击战和巷战的经验，以便他们能在西岸支持更长时间。

　　　　当我听到阿斯卡列波夫的声音后，就立即迫不及待地问：“师长同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不太妙啊，副司令员同志。”阿斯卡列波夫向我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