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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为谁用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与正。与此案有关的还有官妓严蕊。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对严蕊的才华和品格大加赞扬，寄以同情。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对此事又进行了文学渲染，使朱熹遭人非议。

　　此案经过大体如此：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七月中旬，他在巡视中发现许多台州饥民外流，经查是知州唐与正荒年违法限期催税所致。他便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上旬，先后六次给孝宗上奏状弹劾唐与正。但当时的左相王淮与唐与正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同乡，而且还是姻亲，便将朱熹的前三次奏状“匿不以闻”。朱熹等待二旬未见答复，便弹劾愈力。王淮见纸包不住火，便歪曲事实，说朱、唐之争是朱程与苏唐学术之争，即我们在《大人物的小脾气》中将要谈到的二程与苏轼的洛蜀党争的继续。孝宗因此并未理会。后来上到第六状，孝宗看有据有理，便罢去唐与正江西提刑的新任。唐与正在朱熹巡视台州时刚被升任此官，还未离台州去上任。孝宗将此任改授朱熹，朱熹压力很大，加以谢绝，并于九月二十日自请弃官归家。他于十一月上奏说，我奏劾的赃吏，同党星罗棋布，并担当要职。自从这个案子发觉以来，大到宰相斡旋于其上，下面又有各种人为之奔走，蔽皇上之日月之明真是不好呀。我只得无奈就闲，可能会少惹点是非。王淮一伙仍不放过他，又每每在皇上面前攻击朱熹借道学欺名盗世，并建议“摈弃勿用”。孝宗果然不再重用朱熹。

　　唐与正之罪经朱熹查实的有：在连年荒旱之时，擅自将夏税收缴限期提前两月，收税时高价折钱，乱设名目和税卡；由公使库支钱中饱私囊，用官钱私设印染、酿酒、印刷铺，牟取私利；蓄养伪造纸币官会（即官府发行的“会子”）的囚犯，为其制造假钞；嫖宿娼妓，与严蕊相通纳贿，还准备将其送回婺州别宅。严蕊并非志节坚贞的才女，资以称颂为才的诗词也非其所作。唐与正事发，不过被免了江西提刑的任命，并没有被进一步追究，伪造官会的罪犯也被释放。

　　朱熹此番所受打击不小，他“退而奉祠，杜门不出”。而朱熹最大的悲哀恐怕是其哲学在其中的失败。朱熹之哲学，千言万语讲世界之根本“理”，最终落实为治国平天下之道。他说，古今之英雄豪杰，都是因为顺了这个“理”即“居敬穷理”才建立成就。要知这个“理”，必须“格物致知”。这里“格”是至的意思，“物”是事的意思。要格物致知，“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一二）。唐与正之操行，于道德方面来说，与“存天理，灭人欲”是完全反向而行的，所以朱熹对之深恶痛绝。他以“正心术以立纪纲”为己任，曾向孝宗皇帝说：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发生，必须谨慎审察，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如果合于理就加以发扬，如果是人欲就加以克制。“存天理，灭人欲”于后世有相当不好的名声，但是朱熹的原意是叫人节欲奉公，并非全用来束缚老百姓，而对官僚乃至皇帝都有同样的要求。这也正是朱熹之主张在当世为权臣所反对的原因。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外戚韩侂胄专政，大兴“伪学之禁”，还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可见朱熹思想的价值取向。

　　《宋史》评价说，朱熹做学问博求经传，后来遍交当时的有识之士。李侗从学于罗从彦，罗从彦从学于杨时，杨时又从学于二程，朱熹不远数百里，徒步去向李侗求教。他说自己是续二程之真传。有人说，自周朝以来，以传道为大任者不过几人。而确实能将这个道发扬光大的，只有一二人。孔子以后是曾子、子思，到孟子那里才得以振兴。孟子以后有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绝学，而朱熹才集大成。在学问家眼中，朱熹之思想非同小可。非同小可又怎么样？它连个人赃俱在的小官唐与正，甚至伪造官会的骗子都治不了。这里面有个问题，即政治思想之为谁所用。

　　理学之为朱熹所用，或一切正人君子所用，则其不仅用以教化百姓，也用以匡正官僚、皇上之操守。但在官僚体制和皇上面前，理学算个什么东西？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一旦换个立场，由皇上来操纵这理学，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孝宗而后的理宗，忽然发现程朱理学是个好东西，可以化为政治纲领控制天下，便大加提倡，作为驯服百姓的工具。这个奥秘，后来的君主也心领神会。明清之际，朱熹的著作被当做范本和教条来宣传，成为毒害社会的鸦片抑或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这离朱子思想的原旨已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朱子之“天理”未存，而皇帝和士大夫们的“人欲”倒扩大了许多。统治集团在以朱熹思想御人的同时，大大积累了强权统治的经验。这更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

　　设若理学为人民所用，“存天理，灭人欲”或可不提，而以朱熹之道德精神来要求天下，包括规范统治者，仍不失有可取之处。可惜这是很难的。早在淳熙七年（1180年）四月，朱熹曾上书批评朝政的腐败，要求孝宗正君心、立纪纲、亲贤臣、远小人。孝宗大怒道：“这是骂我要亡国！”第二年朱熹又上奏，批评孝宗用人失误，朝廷体统尽失，当“正心诚意”，孝宗更是不快。因唐与正案罢官后五年，周必大推荐朱熹当江西提刑，有人劝他说，“正心诚意”之论令皇上心生厌恶，千万不可再提。朱熹却说：“我平生所学，唯此四字，我朱熹怎么可以隐瞒自己的观点欺骗皇上呢？”他还是照样批评朝政得失，最后终致被人暗算排斥。要做到像朱熹这样坚持观点，天下没有几人。

　　道学与圣人系统

　　道学，即上世纪（十一）萌芽的理学。

　　进入本世纪（十二）后，理学改称道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可能是理学只是纯学术性的学派，而道学则由意识形态领域，进入到实际的行为，成为一种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党派。士大夫在理学思想指导下，一面自卫，一面打击异端。我们似乎可以称道学是“应用理学”。

　　道学一开始就以儒家学派的正统自居，而儒家学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所以道学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此一正统，靠一个道学家所拟就的、庄严的圣人系统维持，所以这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为“道统”，道统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圣人组成：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中国自纪元前三世纪到纪元后十世纪，凡一千二百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出现过圣人。而在上世纪（十一）和本世纪（十二），却连续产生两位：程颐和朱熹，由此可知道学家的重要地位。朱熹的哲学基础是程颐的“敬畏”，他把它阐扬为“居敬穷理”。于是他发现“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道德（个人的）法则和政治（国家的）法则。一个道德上没有暇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干，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道家学订定。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中国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本世纪（十二），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十三）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东西方世界

　　一一四七年（岳飞冤狱后第六年），第二次十字军兴起。

　　一一四九年（金帝完颜亮即位），第二次十字军结束，历时三年，他们在叙利亚境，即被击退。

　　一一六六年（采石战役后第五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