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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1628-第10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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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地域进行侦察,在情报部的配合下,结合现代军事地图的帮助,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而且各个山地师参谋部门,也不断的根据前方传回的情报,不断的进行军事推演,制定各类作战计划,为未来进攻江南和大西南山区的做积极准备。
中原王朝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二十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约四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原丧乱,多政权割据,兵连祸结。各政权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管控边远的夷地。
西南滇、黔、蜀、楚等省的偏远山区,古代夷多汉少,因为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等原因,历代中央王朝都采用以夷治夷的方式管理地方。
元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以少制多的矛盾。于是就在边远地区设宣慰司,下管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以示区别。
在这两种设置中,中上层使用流官、蒙古贵族,参用土人任长官。而在边远地区的下层如长官司,则基本上全用土人,一经任用,即为世袭。土官有了一个新任职机构,尾字是司。这儿土与司的结合,便成了后来“土司”的说法。
虽然以往各个王朝,也对土官是赐封官职,但是在元代是正式授予诰敕,印章虎符等多种执政凭证。对承袭方式、提升奖罚和贡赋等等,都有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后朝所称的土司制度得以基本定型。
土司世袭的范围,多为地广人稀之地,其地都是十分庞大。土地不能买卖,土人亦无或少有人身自由,实质上就是奴隶制和农奴制。
明朝得了天下,宣称只要归附即用原官授之,甚至对有疑虑不愿到京师领职的土酋,还屈尊遣使去颁发诰敕和符印等执政凭证。到明中期最鼎盛时,各省的涉边少数民族地区,共设土司三千余处。
为了保证边疆的稳定,明朝在各个边疆地区的军事要地设立军事卫、所,屯兵以耕种等方式自给,广织军事防卫网。对边远地区的土司也是恩威并施,广施安抚,轻错宽宥,重罪必究,杀一儆百。
随着明朝中后期,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边疆兵备也随之糜烂,各个卫所兵士大量逃亡。使得各地的土司势力慢慢坐大,渐生异心而反。而且明朝以改土归流之法应对,激化了矛盾,引发了许多战事。
历史上每当中央王朝内外交困之际,边疆地区的局势都会糜烂不堪,各地土司纷纷作乱,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而西南偏远地区尤甚。
先是西南播州杨应龙作乱十多年,后是奢安之乱,贵州与四川两大土司联合起来,占重庆,攻成都、围贵阳,将大半个西南地区陷入战火,战事持续十多年。战事刚结束,又有云南众多土司参与的沙普之乱。
这个时代因为远东军的横空出世,历史已经完全改变了。明朝因为没有了辽东后金的数次入关侵袭,在西南地区还保留着白杆军等数支相当强的武装力量,所以历史上的奢安之乱,并没有发生。
但是随着远东军入主中原,仓促成立的南明政权,也仅仅是控制了浙江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基本都是大明各路军头的势力范围,南明小皇帝根本支使不动这帮军阀。
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流贼分别逃到了长江以南后,张献忠因为保留了老营的精锐,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新收拢了大批的流民,在湖广南部站住了脚。
可能是因为南明懦弱,张献忠随即建立了大西政权,并在湖广称帝。他心里明镜似的,反正这天下早晚都是远东的,还是趁着远东南下之前,尽早的做几天皇帝吧。
周比利与张献忠见面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件事,那就是过江以后不许随意祸害底层百姓,并威胁了一番,若是发现有肆意杀戮凌辱百姓的事情,远东军将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也许是被远东军吓坏了,也许是他良心发现,张献忠过江之后,确实没有像历史上肆意杀戮百姓,建立大西政权以后,甚至还在自己的控制区推行了很多善政,当地局势一直很平静,百姓的日子还算是过得去,这也让远东公司上下诧异不已。
李自成就苦逼多了,他手下最能打的老营精锐被远东军一顿狂轰滥炸,死的死逃的逃,最后仅有几百人随他逃过了长江。
他在江西重新摇旗汇聚流民,虽然也收拢了数万人,但是因为没有了老营精锐打底子,战斗力直线下降,在与江西等地的明军军阀和地主武装战斗过程中接连败北,陷入一帮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最后战死在江西。
远东军入主中原以后,郑芝龙引远东军的一个师登陆福建,然后四处出击,横扫了福建沿海地区,彻底控制了福州、漳州和泉州等地福建最繁华的地区,虽然没有打出远东的旗号,但是对大明也是听调不听宣。
南明政权为了笼络他,遣使封他为福建总兵官,掌管福建一切军政事宜。郑芝龙在福建采取铁血手段,强力施行土地和税务改革,遭到了当地封建传统势力的顽强阻扰。
郑芝龙哪管那个,在远东军的帮助下,在福建各地大开杀戒,杀得血流成河,狠狠的震慑了各地的士绅阶层。
等到福建的局势平稳以后,远东公司派出大批员工,在福建沿海地区开展基层工作,利用郑芝龙的淫威,在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大搞土地和税务改革工作。
现在福建沿海地区,以及闽江、晋江、九龙江等几条河流的沿岸地区,已经与中原北方没什么不同了,而且还在继续向福建内陆地区发展。
正文 一千六百零七章 西南大乱
广东地区的刘香,也趁着远东入主中原,江南一片大乱之际,打着自己的旗号,引领远东军一个海外师登陆了海南岛,并占据了广东南部的廉州府、雷州府和高州府等地区。
当时广东各地的军头都有拥兵自立的心思,所以虽然广东布政使一再发文催促,但是各地军头却始终按兵不动,使得打着刘香旗号的远东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广东南部和海南岛站稳了脚跟。
海南岛在这个时代还属于边荒之地,所以远东公司干脆直接占据了海南,在这里推行远东公司的一系列政策,然后在广东南部的三个州府借用刘香的旗号,对当地的士绅阶层强自性的推行土地改革和税务改革,深入基层开展工作。
海匪出身的刘香当然不怕背锅,借着他的旗号,所有敢于抵制改革的士绅地主,都遭到了野蛮的清洗。面对带血的钢刀,当地传统封建势力认清了形势。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远东公司的员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海南和广东南部三个州府打开了局面,各项工作甚至比中原北方各地开展的都好。
另外,远东军当年培植的罗汝才等十几股流贼势力,在远东公司的支援下,也纷纷在各地站住了脚,虽然各自的地盘没有广东、福建那么大,但是也都至少占据着一个州府的地盘。
远东公司情报部向这些流贼势力派驻了人员,按照公司的指导方针,不断的向周围地区蚕食蔓延,对各地的土豪劣绅和土匪恶霸进行血腥清洗,尽可能的为远东公司未来南下江南扫清障碍。
江南地区在远东入主中原的初期,混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各地军阀、地主武装力量、流贼、土匪为了争夺各种利益,打成了一锅粥,经过一段时间大鱼吃小鱼的血腥兼并,如今江南地区已经逐渐平静了下来。
整个江南地区,各地军头已经形成了割据的状态,南明政权只能控制浙江和江西,好在其他地区的军阀,虽然占据着自己的地盘做土皇帝,但还都名义上的属于南明的属地。
但是那些流贼、土匪和恶霸就不管那么多了,自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称帝以后,各地的嘎杂流痞纷纷称王称帝,哪怕占据一个县也能称王,占据一个州府就特么敢称帝。
但是这种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由于大明失去了长江以南,南明政权对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也失去了影响力。西南滇、黔、蜀、楚等省偏远山区的土司也开始蠢蠢欲动,纷纷开始叛乱,江南短暂的平静迅速被打破。
首先爆发的就是滇、川、黔交界水西地区,这里是彝族土司势力比较集中的地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诸土司“往往出为边害”。
贵州的水西与四川的永宁、乌撒、乌蒙、东川和云南的沾益等毗邻,这一带的土司均为彝族且有血缘或姻亲关系
天启元年九月,这个地区就曾发生过土司叛乱,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乘明朝募兵援辽之机反于重庆。占领重庆后,随即进陷遵义,围攻成都,造成全川震动,史称奢安之乱。
参与“奢安之乱”的众多彝族土司上层之间,都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联系,同气连枝,报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思想,相互声援,不为边界所限,在具有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叛,此消彼长。
虽然奢安之乱最后被平定了,但是水西地区的彝族势力仍然非常大。当年很多彝族部落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部落,在奢安之乱中损失很大,如今南明势弱,江南各地军阀、流贼割据,所以安西地区的彝族头人纷纷联合在一起,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再次发动叛乱。
水西地区的彝族土司发动叛乱以后,元谋土司吾必奎率兵发动叛乱,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
紧接着云南地区的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相继发动叛乱。
这几处土司叛乱,就像点燃了导火索一样,西南滇、黔、蜀、楚等偏远山区的众多土司全都率领部下发动了叛乱,各地土司的少数民族叛军,人数达到了数十万之多。
西南的局势之所以迅速糜烂,原因不外有两个,一个是南明势弱,其实从明朝后期,朝廷已经就非常虚弱了。政府要粮没粮,要兵没兵,西南诸省的地方政府,除了贪官不缺,别的什么都缺。
西南各省的地方政府,平定各地土司叛乱都要依靠土司,土司蛮兵不仅战斗力强,还不占财政编制。而且明末朝廷也经常征用西南的土司蛮兵四处作战。
因为明朝朝廷和地方政府没钱,于是就与土司达成了一种默契,土司帮朝廷平叛,打赢之后土司可以尽情地搜刮战利品。说白了就是攻破叛乱的村寨,抢钱,抢粮,抢女人。
所以西南各地的明军卫所基本都是摆设,而土司蛮兵的战斗力却极为强悍。远东入主中原之前,朝廷的余威犹在,所以各地的土司还不敢怎么样,如今长江以南呈军阀、流贼割据的态势,所以各地土司的野心,全都膨胀了起来。
以前抢少数民族的村寨能抢到什么啊,下山抢汉人不是更好,谁不知道汉人有钱,汉女水灵漂亮,汉人的丝绸、瓷器等东西更是精美绝伦。
至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缓解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自明代中叶,朝廷一直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所谓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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