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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6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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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笑道：“你是本路都漕，按例本路州县之官都在治下，受你刺察。到了孟州，自然是我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
“相公如此说，下官就真地无地自容了！”
李迪道：“好了，今夜不要讲这些虚礼，坐下吃喝，说些闲话吧。”
徐平这才重新落座，与李参一左一右，陪在李迪两侧。因为治下有这些元老重臣，往往官职都远在转运使之上，为了不影响公务，朝廷专门有旨意，公事以转运使为首。州县送到漕司的书状，特别规定知州不管什么身份，都要以下属的格式书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以差事论，李迪这个前宰相还真算是徐平的下属官员。不过以李迪这种身份，再入朝堂随时会成为宰相执政，而转运使只是官低权大任重的中层官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直接进入两府。从这个序列上讲，李迪的身份又远在徐平之上了。
这是大宋到太宗真宗时候逐渐成熟的祖宗家法，即“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表现在这里，就是“上下相轧”。即在地方上小官掌大权，重臣被牵制，以防出现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孟州民政以通判李参为主，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喝过了几巡酒，李迪对徐平道：“我听李通判讲，你最近要把京西路一年的新政整理出来，以给后人参照，不知是否有此事？”
“相公所言不错，我正要借着临近年底这一段空闲时候，完成此事。”
李迪点了点头：“都漕今年在京西路做得着实不错，我为官数十年，增收钱粮能到去年京西路这种地步的，从来没有见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官府手里的钱粮增加了，百姓却没有受苦，反而也跟着日子好了起来。常言天下之财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换句话说，在官则不在民，官府手里的钱粮多了，必然是刻剥百姓。去年京西路却不是这样，必然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以前的老话，只怕是没有用了。”
李参道：“相公这句话才是说到了要害之处，京西路各州县，府库充盈，却并没有刻剥百姓。哪怕就是我们孟州，其实也得了益处。以钱帛论，今年入库的比往年不知道多了多少，只是绢价下跌，才显得钱粮没有增收。我也时常在州里察访，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比以往困顿，反而手里比以往活络了许多，很多以前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也都用上了。”
“其实天下之财哪里来的定数？上古之时，人民衣兽皮，吃野菜，茹毛饮血，想吃顿饱饭也只能是想一想。到了现在，哪怕是贫困人家，其实过的日子也比先贤筚路蓝缕的时候强得多了。若是天下之财有定数，我们现在多出来的财富是哪里来的？”
听了徐平的话，李迪笑道：“天道虽有常，世事却无常，以古论今，不能说天下之财有定数这句话是错的。徐都漕，你做事确实罕有人比，但经学上，还是别找人来写。”
喝了半天酒，徐平的脸色有些发红，刚好掩饰了听完李迪的话的窘态。李迪性直，历史上他去世之后，赵祯专门为他题的碑就是“遗直”，说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徐平虽然也熟读经书，但到底有前世的知识做底子，不能够真正沉下心去研究这些先贤学问，经学是其短处。如果单从先贤的书中摘一两句话出来，徐平可以发挥出去，洋洋洒洒写篇文章出来，这是他策论的长处。但是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根本性不同，对于先贤理论的细微处，他理解的就不行了，这是经学的短处。想用经学来解释自己的理论，在李迪这位状元面前，徐平还真是班门弄斧了。
喝了口酒掩饰了一下窘态，徐平才道：“相公说的是，今年我们做的事情求之古籍，已经定了由营田务王拱辰和方城知县李觏来做。”
李迪点头：“这人选才说得过，王拱辰是状元，文章自然不错。方城知县李觏，我也听过他的名字，看过他的一两篇文章，确是有见地。论起经学功底，李觏不下于泰山孙复和苏州胡瑗，他参与进来，你的想法才能立得住。”
当官重进士出身，民间的学术大家却没有这个讲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学术流派开创者，名重一时的人物，大半都是没有中过进士的。泰山学派创始人、开两宋理学先声的孙复四举不中，苏湖学派创始人、使江南成为理学重地的孙瑗七次落第，李觏若是没有遇到徐平，历史上一样也屡试不中。他们的学术和思想都是靠讲学传播开来，同样得享盛名。
这是时代的特点，科举考的并不是经义。说到底科举是选拔考试，只要能够把适合的人才选拔出来就可以，并不是能力考试。通过了科举中了进士并不是说就具有了做官员的能力了，大多数进士出身的官员实际上都碌碌无为。但选拔官员这种事情，也无法进行能力考试，合不合适，还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评来决定。因为大儒往往落榜，就愤愤不平地说科举制度不公平，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中了进士的大儒，比如历史上的朱熹，实际上也不是多么优秀的官员。强行把选拔考试改成能力考试，由重诗赋改为重经义，最后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李觏的名声远比他的官职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员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气大多了。徐平选择李觏，已经让这件事情带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
要立万世法，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钱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能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如汉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刘晏，在财政思想和举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贡献，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往往人亡政息。另一个极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变法的实践，再加上韩非子的理论，不管后世怎么贬低反对，却一直流传，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后世各家吸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理财思想，很多都来自法家。韩非把工商列为“五蠹”，商鞅认为学者、商人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正是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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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章 李迪的转变
实际上先秦的显学之中，儒家的治国理论相对薄弱，基本没有什么系统性的统治教科书。 ．更新最快要怎么治理国家？儒家告诉后人的，是去看先王之治。不过有一点，儒家因为提倡隆礼尊贤，被视为铺张浪费，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攻击这一点。按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百姓最好吃饱了什么事不干，什么事不想，不要有多余的活动，或者称为愚民。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耗，什么礼仪忠孝，都是多余的浪费。至于娱乐，那更加是罪恶了，本就不应该有，所以也就不允许有。
正是因为治国理论薄弱，什么样的理政措施都可以向儒家里装。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来自于法家，一部分儒者便就吸收了进来。节用爱民来自于墨家，一样被吸收了进来。黄老之治，清静无为，更是成了王朝新立时的标配，与崇尚文治并行不悖。
以上三项重要的治国举措，与徐平现在推行的新政完全背道而驰，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天下之财有定数上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李觏来破除这种观念了。他由理论上提出了人之欲是天性，是正义的，而满足人的这些**，则就是逐利。义利之辨，利与义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逐利与求义并不矛盾，这正是后世功利主义思想的源头。
徐平需要李觏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追求满足人的**是正义的，则就可以把满足**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定义为财富，人的**无穷，对财富的渴望也就无穷。而这样的财富，可以通过人的双手创造出来，接上劳动创造财富的提法。
人的劳动可以创造财富，则就可以顺推出取得更多财富需要更好的劳动工具，需要更高的劳动效率，需要更好的组织管理，需要劳动者更高的劳动积极性。更好的劳动工具就需要工匠，更高的劳动效率需要科学的方法，更好的组织管理需要合理的分工与协作，更高的劳动积极性需要好的精神状态，则精神追求与娱乐就成了应有之义。
李迪在学术上的观点比较质朴，或者说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只要是有道理的，他都认可。尊荀还是尊孟，在他这里都不是问题，甚至两者都放到一边，另起一派，在他眼里也没有关系。这也是这个年代的主流，历史上非孟的扛旗者李觏，还是范仲淹举荐到朝廷里的。历史上要到欧阳修之后，学术之争才会变得激烈起来。
徐平听了李迪的话，心里一动，问道：“相公以为，李觏可以用他的经学之才，为我们这次做的事情立下学术根本？李觏是有大才，可离经叛道了些。”
李迪笑道：“李觏经学上学通古今，他自己是经学大家，怎么会离经叛道？”
说完，不等徐平答话，李迪叹了口气：“这些日子，我也把你这一年在京西路的新政理了一下，觉得也只有李觏，才能把这一切说通。据说自你在邕州任通判，李觏便就千里迢迢过去相随，也不知道是他影响了你的施政呢，还是你的施政影响了李觏的想法。不管怎样说，你施政卓有成效，李觏在经学上也讲得通，所以现在你要立什么万世法，才可行。”
徐平心中千回百转，实在有些摸不准李迪的意思。去年自己要行新政，李迪是强烈反对的，甚至要求在自己治下的孟州不行新法。今天晚上到现在听来听去，却又处处都在夸奖新政，与去年的态度完全相反，也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
虽然对李参说李迪的作用远不能跟京西路官员的齐心比，在内心里，徐平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位元老重臣站在自己一边的。京西路的官员，除了李迪、张耆和陈尧佐，地位最高的就是自己，说话的分量还是远远不够的。
张耆别说是不会支持徐平，就是支持也没有用，他纯粹是靠着与真宗皇帝和刘太后的私交爬上高位，不管能力还是人望都一无可取，现在说话完全没有用处。至于陈尧佐，徐平知道他跟吕夷简关系非浅，不敢奢望会支持自己。能够争取的，只有李迪了。
喝了两杯酒，徐平终于定下决心，对李迪道：“相公，实不相瞒，刚才我正与李通判谈起今年孟州的考较来。去年相公决定在孟州不行新政，真正按道理讲，今年的钱粮并没有亏欠，不过由于绢价下跌，折成钱的话，孟州可能就不如去年了。我为京西路漕宪，主管本路钱粮，考评最重的是一个公字。绢价下跌是意外，非州县主官所能预料，也非一州一县所能够平抑的，孟州与去年相比并没有亏了公课。但是，与本路其他州县比起来，孟州和襄州则远远不如。所以，今年考评，孟州与襄州估计落在最后一等！”
李迪淡淡地道：“漕司本是行台，你这样做理所应当，本该如此。”
“落在最后一等，只怕相公的面上有些难看。襄州张太尉是武人，虽然不行新政是他定的，钱粮却考较不到他的身上去。只有孟州这里，相公只怕难辞其咎！”
李迪看着徐平，过了好一会，突然大笑：“你们两个在驿馆里半夜饮酒，就是为了想办法不落老夫的面子？老夫为官，出入内外数十年，什么事情没有遇到过？还会因为考评落在人后想不开？你们啊，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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