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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6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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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道佐君王，匡扶天下，拯百姓于水火，这些前世形容这些官员的句子，现在的徐平想起来就别是一番滋味，有的时候他真地想求求这些人思想不要这么高尚。对于君王用一个“佐”字，百姓是拯，天下是匡扶，这些用词就已经体现了这些人的态度。所以才有范仲淹赞寇准左右君王是天下大忠，在他们的心里，不管君王百姓，都是从属于天下的。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换句话说，认准了这个理，别说是撞破南墙，就是自己粉身碎骨，都绝不后退，万死不辞！
范仲淹会退步？这次他死都不会退！正是看出了这一点，徐平才觉得无奈，甚至连与晏殊和杨告讨论一下这事情的兴致都没有。
范仲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有的时候徐平甚至希望自己也做一个这样的人。
问题不在范仲淹等人的态度上，而在于那一个他们坚持的道字上。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拼命实现的，甚至不计较个人荣辱，不计较生前身后，哪怕永坠地狱也要为之不屈不挠奋斗的，那一个道是不是真地存在？是不是真地正确？范仲淹等人开始树立起一种类似于宗教虔诚，但要远远比宗教虔诚更加决绝的精神，这种精神每当中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便就愈加散发出光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种时候这种精神，最加可贵。
这种光茫现在的徐平都要退避三舍，与范仲淹一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远不近的关系。道不同，不相与谋，徐平坚持的道路与范仲淹等人不一样。
从入朝为天章阁待制，经过了这几年的京城生活，通过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索，范仲淹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奸佞小人，是天下不能太平富足的最大阻碍，要想朝政清明，就必须赶走这个小人。现在，范仲淹要不顾一切地去做自己认为自己该做的事了。
他不考虑身家性命，不考虑个人荣辱，做了最坏的打算，要与吕夷简同归于尽。既然吕夷简是小人，自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时候，范仲淹甚至不考虑自己这么做合不合朝廷法例，也不考虑别人怎么看。
这是让徐平最无语的，政治问题用道德手段解决，就跟吕夷简对京西路的经济问题非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一样，让徐平无所适从。在他想来，大家能不能好好坐下来，问题分析清楚，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这样天马行空。
范仲淹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最后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但是他即使失败了，吕夷简从此也要背上道德的包袱。徐平从来不忽视道德的力量，吕夷简在政事堂掌权的时间和做的事情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宰相，但他的官声，他在政坛上的能量，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与这种地位远远不相衬。以吕夷简现在的权势，如果有王旦哪怕是王曾那样非权力之外的能量，他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京西路问题，徐平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哪里像现在，徐平公然招集京西路官员写《富国安民策》，与吕夷简对抗。
范仲淹怎么败给吕夷简，吕夷简就会怎么败给自己，对这一点徐平深信不疑。最多最多，也就是中间多些波折罢了。徐平担心的，是如同吕夷简斗败范仲淹背上道德包袱，自己到时倒斗吕夷简，也会背上政治包袱。这种政治包袱，会严重影响改革的进程。
范仲淹的精神能量，适于救亡图存，国家民族在生死亡之际需要什么便就如天上的太阳一样显眼，一腔热血洒错地方也难。但是用于兴国对大家来说实在太累了。虽然他认为现在是救亡图存的时刻，大道不昌，国事艰难，外有强敌，内部弊端丛生。但实际上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还是冷静下来，大家好言好语好好做事得好。
吕夷简玩弄权势的手段适于守成，但现在已经没成可守了，他还这样做，便就是与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从这一点来说，范仲淹还真没有看错他。以前在京城，王曾压着不让徐平有太大的动作影响朝政，是因为赵祯刚刚亲政，要让小皇帝有个适应过程。现在赵祯成熟起来，王曾都知道改变了，吕夷简反而变本加厉。
看着晏殊在长官厅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到处乱转，不时长吁短叹，徐平无言以对，只能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天下大势如此，人力有时有穷尽，现在就担心范仲淹被打击，会不会动摇晏殊本就不太坚定的心，不再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抬眼看窗外，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朝阳处的几株牡丹，早已经急不可耐地展开了花蕊，露出国色天香的姿容。几只粉色的蝴蝶在花间飞舞，仪态从容。
徐平猛然惊觉，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时代的顶端，不再是当年奔波万里的懵懂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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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上）
虽然位居次相，王曾的生活却一直很简单，偌大的宅第，只有一位老仆，还有几个粗使的下人以及子王绎陪伴着自己。青州王家是大族，人口众多，王曾的根基还在那里，京城只是做官居住的地方，人生的一个驿站。
王曾八岁父母俱丧，由叔父王仲元抚养长大。自小到大，王仲元待王曾如亲子，王曾待王仲元如亲父。王仲元去世之后，王曾愿以一官加赠，以工部员外郎改葬。后来的欧阳修也是由叔父抚养长大，他以己官赠叔父，后世传为美谈，以为开此类行为的先河，实际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王曾。
二十四岁，王曾青州发解试夺魁。青州与河南府是黄河以北除京城之外的两个教育重地，发解名额多，竞争也激烈。次年，以《有教无类赋》省试第一，为省元。又以《有物混成赋》殿试夺魁，糊名再试，复得第一，为状元。连中三元，王曾为有宋第二人。
科举中第大多还是靠实力的，但省元状元有时候运气的成分很大。王曾连中三元却几乎不凭运气，纯以实力碾压，《有物混成赋》成了科举赋类的标杆。直到后来科举的内容改革，赋不再那么重要为止，这都是科举考试中的第一作品，天下争相模仿。徐平当年准备进士考试，几乎每一个字都研究过，也只能叹一句混然天成，确实非用心用力就可以的。
自咸平五年状元及第，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到现在三十四年了，王曾出入内外，或显达或失意，无论是敌是友，对其人品和能力均无可指摘。在朝堂兢兢业业，在江湖则恬然自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的这句话，他自己未必做到，王曾是做到了。
真宗晚年，丁谓专权，行将就木的王旦为了防止丁谓祸国，特意把王曾提拔起来。当新帝登基，刘太后野心勃勃地临朝称制的时候，王曾联合冯拯，成功地扳倒了丁谓，化解了一次政治危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曾提拔了与自己同年的吕夷简，让他从知开封府的位子入了政事堂，为参知政事。天圣六年，玉清昭应宫大火，觉得被王曾限制心生不满的刘太后乘机发难，王曾辞相以应天灾，再次拉了吕夷简一把，让他登上了相位。
当刘太后故去，再次回到朝堂的王曾却发现人事已非，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吕夷简羽翼已丰，把持朝政，大权独揽，已经严重影响到国事。王曾任次相后，虽然与吕夷简据理力争，奈何势力单薄，有心无力，现在就连牵制吕夷简都很难做到了。
王绎从门外进来，把手里的碗放到桌上，对王曾道：“大人，夜已经深了，用些热茶。”
王曾点了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又把碗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的夜色出神。
王绎敛手道：“范待制已经离京，听说去送他的只有直集贤院李纮和新近回京的王质两人，其他无论亲朋，一人未见，着实有些冷清。”
王曾没有回头，轻声说道：“此次范仲淹被贬，是因为朋党，谁还能去送？李纮和王质两人是他的至亲，去了说得过去，当然最主要是他们不畏权贵。”
“范待制被贬出京城，落了天章阁待制的职，为他说话的御史言官被牵连的不少。我听外面现在群情激愤，吕相公这次只怕是犯了众怒了。”
王曾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夜色出神。
范仲淹非要与吕夷简鱼死网破，与自己有没有关系？王曾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他不植私党，不营私利，欣赏范仲淹，但关系并没有多么亲近。但是最近朝堂里王曾与吕夷简争斗激烈，百官看在眼里，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在范仲淹这些人看来，吕夷简与王曾比起来简直一无可取，无论能力还是为人，他都不配在政事堂。驳倒了吕夷简，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王曾，范仲淹义无反顾地冲出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王曾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两相并立，利于平衡，但也容易意见分岐，争斗在所难免。本来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王曾身处其间，不能躲避，他也不想躲避。
此次范仲淹落职外任并不是因为上《百官图》，这一点徐平比晏殊看得清楚。作为宰相吕夷简用人自然不用向一位天章阁待制解释，而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对宰相的施政有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过分。此事只是彰显了两人的矛盾，范仲淹指责，吕夷简分辨，过去就过去了。真正出事是范仲淹不依不饶，吕夷简恼羞成怒。
上《百官图》之后不久，枢密副使蔡齐提议迁都西京洛阳。这是太祖遗志，也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每隔一断时间就会有官员提起，本不稀奇。特别是去年徐平在京西路把洛阳城整治得好生兴旺，河南府又有天量的飞票握在手里，此事早就有人提，只是蔡齐的地位足够高，引起了更多的重视。蔡齐提议迁都，范仲淹反对，认为洛阳已非王城所宜。
到这一步还没有什么，迁都徐平也同样不同意。好不容易离开京城的王公贵族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建起了洛阳这个新兴的工商业中心，把首都迁过来，难道徐平要再找个地方把同样的事情做一遍？京城还是在开封城好了。
对于迁都的事情赵祯询问吕夷简的意见，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不说范仲淹几句坏话吕夷简也就不是吕夷简了。回答赵祯的时候，吕夷简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虽然吕夷简心里同样是不同意迁都的，但他偏不说自己的意见，只贬低范仲淹。
事情传了出来，范仲淹连上《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和《推委》四论，对吕夷简的说法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又把吕夷简比之为汉成帝之张禹，指责他“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己成，以急务为闲务”。范仲淹的意思本来说的是其他事情，偏偏现在京西路是吕夷简的心病，以为说的是那里，就此撕破了脸。
上《百官图》，还能说是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对宰相的用人心有疑义，提出自己的看法，把图表给君王做参考。后来对吕夷简的指责，就是直接批评其执政能力，再不能像前面那样马虎过去了。两人崇政殿里当面争吵，出宫之后交相上书，闹得不可开交。
不但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人针锋相对，馆阁官员和台谏言官不少人也加入了进去，声势越来越大。最终以吕夷简说的“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此事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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