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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9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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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在这个时候,学术上首先表现出别开一家气象的,是刘敞,张载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对于宋学来说,刘敞非大成者,非奠基者,但却是发端者。
大宋立国近七十年,澶渊之盟也已近四十年,新的社会现实,正在催生新的文化。徐平西北大胜之前,内部逐渐恢复繁荣起来的同时,外有契丹强敌,又有党项叛乱,让这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得不与传统的文化割裂,寻找另一条出路。表现在学术上,就是“疑古惑经”。旧的理论已经指导不了实践,他们要突破牢笼,别开新局面。如果没有西北的大胜,这些人会压抑许多,对制度和文化更加不自信,更倾向于对人对内的挖崛。在西北战胜了党项,实际上已经把文化开始引入另一个方向,他们的表现注定与历史上不同。
从汉朝之后的学术传统,是以官方认可的传和注为核心的,一切都本于此,学者不得在此之外重发新论。至韩愈和柳宗元发起挑战,但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不过他们开了一个好头,后来的人接了上去,现在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候了。
能有现在这个局面,赵祯的推动功不可没。真宗时候,曾经还想沿续唐朝的做法,以大儒对经典重新注疏,作为官方承认版本,最终没有成功,到赵祯就彻底放弃这想法了。
前几年《富国安民策》颁行天下,有经学宿儒问赵祯,这些内容非出于经典,是先贤所未述,这样由朝廷颁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赵祯回答:“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而吾豪俊奇伟之士,何不以奋焉。”以皇帝的身份,正式承认学者可以不尊从古注疏。
这几年以京城为中心的士子的主流,是把《富国安民策》吸收到新的文化体系中,以李觏为代表。而天都山的大胜,又开了另一个方向,即《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论。
刘敞出自《春秋》研究的世家,他自己在这上面用功很深。到了徐平幕中,随着战事连战连胜,正在影响着他走向一条新的道路。《春秋》一千年余来,纷纷杂杂,涉及到的各种著作、思想不知有多少。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尊王,一个攘夷,核心是华夷之辨。
现在党项即将收复,便面临一个问题,宋与党项的争端,是华夷之争,还是中国内部之乱。总之一句话,是内乱?还是外战?这关系到以后国策,不纯是文字之争。
这些年轻人现在除了每天做些杂事,还议论着徐平在军事政策上的文化含义,上追三代,下联当世,要从文化传统、精神内核上理出一个头绪。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讨论这次党项叛乱的性质。用一个高大上的名词,便是《春秋》学。对党项的处理原则,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宋朝对外的态度,如何定义战争,如何处理争端。如果他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得到了徐平的认可,那么就很可能成为宋朝成例,为后世所遵循。
读书人的心思确实是多,在与这些人接触之前,徐平都没有向这方面想。不过他们想的也有道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战争也不只是简单的战争。不在这件事情上统一思想,那如何面对后面的对契丹之战?你一言我一语,更加没个谱。
本来读书人的思想没有分岐,元昊髠发,易服,立文字,明显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一场外战。但徐平对元昊的判决已下,檄文已传四方,明言元昊叛宋为不臣,虐民以为罪,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徐平的定性,明明是内乱。
在前方连战连胜,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主持这些事情的徐都护不可能是错的。如果自己想的与徐都护不同,那一定是自己错了,要重新回头审视自己的学习和传承。
这一点思想上的别扭,直接促成了刘敞大胆地完全抛弃前人见解。不光是连历代的注和疏不理了,就连左丘明、公羊、谷梁这三传也完全扬弃掉,直接从《春秋》原文找答案。
真论经学的水平,徐平连赵祯都不如,跟这些用心在这上面的年轻人相比,就更加说不到一块去。不过他还是愿意听他们议论,给自己以启发。
闲聊了一会军中杂事,张载突然对徐平道:“通经以致用,明天理以治人事。都护在朝中,三司新政致天下太平,西北连胜而服四夷,大丈夫功业不过如此!有此功业,必有非常之学。小子们在都护幕中,日常俗务缠身,不能时时聆听教诲,岂不惋惜!今夜风清月圆,都护有暇,何不提点我们几句,以后求学少走许多弯路。”
徐平一愣,看众人不但是张载,所有人都充满期待地看着自己。在他们心里,还真地以为自己有什么惊世绝学,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经学,自己是真地不行,这不是学习能力的问题。实际上徐平自从决定考进士开始,便一直用功于历代经典,读书并不比别的读书人少。不过他前世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方法论,要接受新的放弃旧的不可能,只能是把自己前世的理论方法跟这个时代结合起来。这更加难,非一朝一夕之功。
前世徐平所学,无非唯物主义、辨证法、矛盾论、实践论、个体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内容,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都是学校教的。徐平所长,不过是学得还算扎实。
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徐平想了一会,突然心中一动,笑着站了起来。
这是徐平帅帐,有用来进行战事分析的黑板。走到黑板前,徐平掂起一枝粉笔,在黑板上写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
这句话出自《道德经》,这没有问题,这年代讲三教合一,已经成了河湟一带高僧的契嵩便就对儒家经典用功很深。这时儒家的排外,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以欧阳修为最。
用粉笔从黑板上“一”字处连了一条线出来,徐平写了“君子”二字。又从“二”字处连了一条线出来,写下“仁”字。再从“三”字处连一条线出来,写下“义”字。
这句话本来是什么意思不重要,君子、仁、义本来是什么意思同样也不重要,以意逆志,六经注我,新的思想不应该被旧的思想所束缚住。徐平要用自己的辨证法和矛盾论重新解释这一句话,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前世的思想,要为这个年代的思想推开一扇门。
这并不完全是生造。这句话不是为了这么解释说出来的,但确实包含了这个意思。君子、仁、义确实不是像徐平所想这样定义出来的,但从提出来,到后面洋洋洒洒文章,又确实带了这样的脉络。徐平新的理解,很容易就从故纸堆里找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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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0章 以仁为本
见众人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自己,徐平道:“我起自进士,入仕以来,先历州县,再入三司。为官做的是实事,做实事讲的是提纲挈领,你们或许重说理,说理是不是这个规矩我说不清楚。兼览博照,多知道一些别人做事的办法总是不会错的。”
众人点了点头,知道这是徐平做事的办法,在三司如此,在军中也是如此。尽量以最简洁的方法把事情说清楚,理出其中的头绪,才好找出合适的对策。儒生确实不习惯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旁征博引,加之自己发明,这种说理办法与他们相性不合。
徐平又道:“你们讲天理人欲,辨人之性情,述仁义道德,探治乱之源。人生于天地之间,本于地气风俗,必受天理影响,却未必一切都由天理而定,很多东西还是由人自己来思辨做事形成一个样子。故曰天理存于人欲之中,要讲人的事,还是要看人自己。”
张载点头,转身对身边的人道:“都护所讲,柳河东之论也。”
徐平心中暗道一声惭愧,在社会推崇韩愈的大背景下,他却喜欢看柳宗元的文章。刚开始是以为自己不喜欢跟这些儒生一样寻章摘句,所以才喜欢看柳宗元的小品文,直到最近自己的思想开始成形,才知道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后世曾把这两百年间的八个人合在一起,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韩愈和柳宗元。前世学到这里,总是以为这是八个文章写得最好的文学家,现在想通了,知道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八大家”,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划分,其次才是文学成就。这八个人,是后来宋学的最核心部分,他们确立了一种文化传统,并由此试图确立政治制度。
韩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够重建儒家道统,讲民重君轻,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则把天理从人世的政治中剥离出去,天理和人间的治乱不再合一,治乱就是人的事。由此而来的观点,就是“天下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头和理论基础。因为没有天理的加持,则人间的帝王传承就失去了神圣性,他们的正统,只在于治还是乱。
徐平前世的印象,总是认为中国古代专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为官,一直战战兢兢,哪怕与赵祯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敢有丝毫让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现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这一个名头,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韩、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上的很多政治现象和制度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韩愈随着孟子升格运动,在后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删减,到底还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柳宗元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昙花一现。而在当时,柳宗元是比韩愈更激进,对旧文化的传统斗争得更厉害的一个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着徐平从前世学来的知识,在宋朝实行虚君制度,甚至君主立宪之类,会不会成为千夫所指,没有人认可?不会。这本就是这个年代文化的主流,从范仲淹评寇准“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读书人是怎么想的。真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不是受到这种文化压力,哪里会有那么高的自觉向文人士大夫让权。
后世的政治制度不在于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接受,而是在于可能水土不服。不考虑文化传统,不考虑政治实际,到头来最终还是一场空。人类发展有其本来轨迹,凭空嫁接来的制度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更加结不出美味的果实。宋朝华夷之辨再次兴起,本就是对唐朝兼容并蓄、优待异族政治的反思,意识到兼采汉人和鲜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历史事实是连一个鲜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还想再消化另一个,委实有点难。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来的,不然到头来会发现是条假路。
徐平思想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他前世对中国文化转统和这个年代价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学,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不但是在战争中被洋人击败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思想等方方面面无一不败。而且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学习有一部分主动性,是主动去吸收。所以他对历史认识的传统,表现为对古代历史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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