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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草头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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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山东党部在制订的*计划实施办法中便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25＇‘。在类似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不断『操』纵、利用教门、帮会势力与『共产』党对抗。
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在国民党的唆使下散布谣言、煽动群众、蒙骗不明真相的大刀会员，掀起暴动。1938年6月，针对『共产』党实行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原则，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提出了‘鲁西行辕三不要：一不要枪，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便由此利用长清的黄纱会、阳谷的忠孝团等会道门发动暴『乱』，破坏了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鲁西南曹县发生红枪会暴动，直接威胁了『共产』党在改地的统治地位＇26＇。国民党山东第九区专员蔡晋康组织会道门分子成立‘暗杀团‘并将同义社改称‘抗八小组‘，大肆搜捕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骚』扰破坏抗日根据地‘＇27＇。1938年8月2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十一纵队参谋长杜广乾、三支队队长杜孝先挑拨红枪会袭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开枪打死前去谈判的参谋长杨涤生，用红缨枪刺杀15名干部战士＇28＇。1940年秋，国民党朱世勤、时锡九部勾结山东金南杆子会（无机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提出‘反对八路军，带打县『政府』‘的口号，并以联防自卫为名乘『共产』党动员群众破路、征粮之际，以反破路、反征粮等借口纠集群众近3万人，手持红缨枪、大刀片，猖狂地破坏抗日运动。8月初，金南杆子会5000多人乘湖西军区部队在单东南李田楼一带休整，突然包围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大冯庄，同时，单东黄杨庄、陈蛮庄一带的杆子会也乘机暴动，朱世勤部也大举向『共产』党的根据地进犯＇29＇。1945年，国民党山车保安三师张景月部组成暗杀组织一神兵队，成员都是逃亡的地主、富农分子及流窜在外的流氓、教门、帮会分子等。他们装神弄鬼，战前‘上法‘，吹嘘刀枪不入，到处袭击『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暗杀进步的干部、群众，派款绑票，『骚』扰四方＇30＇。
三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部门的倡导和纵容，中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得到迅速膨胀。当然，国民党的利用、控制会道门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加强了对民间力量的控制，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地利用、控制所有的教门、帮会。伴随着势力在各地恶『性』膨胀，教门、帮会固有的落后『性』、破坏『性』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并严重危及国民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教门、帮会扰『乱』国统区的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党的财政收入。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在所著《花溪闲笔续编》中较为具体地陈述了帮会的表现：1。『逼』迫或诱『惑』商民入会，收取‘压贴钱‘，少者百元，多至千元以上，并有所谓‘带粮上山‘，按月向粮台纳粮之事。2。商店如不在帮，或未得帮会关照者，辄有帮徒滋事，扰害其营业。3。凡帮会中人宴客，多由帮徒‘拉网‘，不付价款……＇31＇。鄂西袍哥头目刘惠钦就曾规定，当地的田赋亩捐要由他这个本地人征收，1939…1940年间设法使驻军不再过问境内种鸦片、设税卡以及其自卫队向地方摊派勒索等＇32＇。教门、帮会还严重扰『乱』国统区的社会秩序。教门、帮会大多参与开设鸦片馆、贩运鸦片、私运金银及其它违禁物品甚至买卖枪械。在教门、帮会的势力范围内，商人要向帮会头目纳税、艺人演出前要向帮会拜客，甚至军政官员也对帮会头目言听计从，俨然是教门、帮会首领的独立王国。五圣山礼德堂头目明德控制着陇海线，铁路局的副局长、段长和副段长大都是他的把兄弟，不论何方派来的局长遇事都要请教他，否则就寸步难行。
一些教门、帮会还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世界红 字会镇江分会员张沈运松以会长名义攻击蒋介石，‘对于人类大敌蒋介石设若再不加以驱逐惩诛，则我教行负救济全人类之大使命，将何以保存……‘＇33＇。一些会道门武装还直接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1937年冬，山东五莲夏家庄的铁板会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34＇1942年贵州同善社在黔东发动暴『乱』；1943年，闽东又发生反蒋叛『乱』；1944年，福建罗源同善社提出‘既要打倒国民党，也要反对『共产』党‘，自己要‘打天下当皇帝‘的政治目标……。＇35＇
教门、帮会日益暴『露』出来的破坏『性』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有关教门、帮会对策。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蒋介石的指示对教门、帮会问题进行研究，此后，向蒋介石提出书面建议：‘1。党政军机关公职人员不宜参加帮会，如已参加者，限期退出。2。帮会不宜采取硬『性』取缔，以防滋生『乱』萌。‘1940年，国民党动员委员会制定摧毁『迷』信神权办法五条，严禁公职人员参加邪教并将提倡者加以严重处罚＇36＇。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帮会问题应付原则三点》，对中统所提出的建议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一）帮会力量广及各地，深入各阶层，本党对之固应注意，惟以其中品类不齐，且系社会重大病态，为严守本党革命立场计，务须处置郑重，不宜与之发生直接关系，助长其声势反致多所流弊，影响本党声誉。（二）自后本党对帮会问题，可推定少数熟谙其中情形之同志负责，随时以个人资格与之周旋，并配合特务机构督导其活动，以免『荡』检逾闲之虑。（三）各地帮会组织其以呈准备案者，暂时不予置理，设法使之不作公开活动，并由社会部负责严加督导，其未备之者律妥为劝阻，如发生困难问题，可即由少数负责同志妥为调处。‘1942年春，蒋介石亲自核定了《严禁党员、团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办法》：严禁党员、团员、『政府』官吏及国营企事业机关员司、军警和教职员学生参加帮会组织，同时，对帮会分子的行为作了具体规定。
可以看出，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教门、帮会制定的对策主要着眼于，禁止公职人员加入帮会，并试图规范教门、帮会行为，因势利导，将之纳入施控范围。不过，国民党这种针对教门、帮会的对策实际收效甚微。为维护长远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态度渐趋强硬。1942年10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布：‘帮会或帮会分子与否一律依法办理，决不稍事姑息，……多方督导，审慎取缔，本党同志则严禁开门受徒，以免招摇生事。‘在此前后，国民党在一些省区如贵州、四川已采取取缔教门、帮会的对策。1942年，吴鼎昌下令取缔精忠社，并以‘妨碍抗战，被民先队利用，谋为不轨‘的名义逮捕了本地和外地的青洪帮首领20余人。蒋介石在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期间下令，对各地哥老会‘亟应重申禁令以遏『乱』萌‘，要求有关部门坚决执行＇37＇。
当然，国民党取缔教门、帮会主要限于国统区，在游击区、沦陷区以及『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依然采取利用、控制的策略。
四
抗战时期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策略并未达到抗日、*、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是极不成功的：
首先，教门、帮会的破坏『性』、落后『性』直接损害了抗日救亡大业。在战争期间，教门、帮会利用国民党有关部门的袒护、纵容，欺行霸市、榨压平民、抢劫财物，甚至谋财害命、毁尸灭迹，犯下了滔天罪恶如，青洪帮头目马祥生以抗日旗号专门抢劫海运帆船＇38＇；贩运鸦片、走私枪支，有的会道门甚至凭意气而投降日军，如1939年5月青洪帮头目、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因与他人相互倾轧失宠于戴笠在苏南地区率部5万多人投降日伪＇39＇，严重扰『乱』了抗战正常的社会、政治、军事秩序；抵制各爱国团体的民主进步要求，逮捕、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刺探『共产』党情报、制造摩擦，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对此，国民党有关人士曾痛切地指出：‘八一三之后，我『政府』联络流氓，欲以抗日，结果失败。实为流氓见利动心，人格扫地，不可信用之铁证，……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得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工作。‘＇40＇应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统治黑暗、民怨沸腾与此都有一定的关联。
其次，国民党利用教门、帮会积极*的目的也未达到。抗战期间，『共产』党成功地收编、改造了皖中、皖南等地的大刀会，华北、华中各省大多数的哥老会、红枪会等教门、帮会组织，如被人称为‘新八路‘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大队就是以帮会成员为主建立起来的＇41＇。『共产』党的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至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91万正规军，民兵220多万人＇42＇。这一巨大成绩雄辩有力地证明了国民党利用教门、帮会*目的的失败。
最后，教门、帮会的所作所为激化了国统区的各种矛盾，严重地破坏了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执政党形象，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教门、帮会的行为冲击了国统区的经济、社会秩序，增加了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不满。同时，教门、帮会还拉拢、收买公职人员从事违法『乱』纪行为，阻挠政令之推行，甚至同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严重腐化了国民党政治，冲击了国民党正常的政治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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