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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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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的“官商利益共同体”首先通过贿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共权力掠夺社会财富,进一步维护不法利益。
腐蚀干部的另一手是将家属安排在自己控制的企业内任职。“官商利益共同体”结成后,市场经济规则逐步让位于权力规则,公共权力开路掠夺社会财富的过程开始了。
钱权交易的暴富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好处,暴富之后便以钱谋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一心想成为有权有势的“红顶商人”。
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成为社会风气。官私勾结、公权私用。使市场规律废弃,钱权交易横行,“官私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特征。扭曲的政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失控和混乱。
由于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就形成了极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干群利益冲突,紧张对立,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干群关系演变为“水火关系”,引发局部的社会动荡。“黑金政治”造成社会不和谐,使执政为民变成“执政为钱”。
权力与财富自古以来就是多少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民主制度产生以前,追求它们的人们可以通过积累财富来获得权力,象英国的豪绅那样;还可以通过获得权力来积累财富,象中国王朝的官员那样。两种不同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后果。
中国王朝的官僚最容易成为大地主,他们用当官的收入来购买土地。但中国几千年却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有产阶级。原因之一是王朝的瓦解使原来的官僚显贵随之消亡;另一个原因是,皇帝掌握着对官僚的生杀大权,尽管科举制度戏剧性的改变了少数人的命运,但官员权力再大,职位再高,一旦获罪或者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轻者削官为民,重则革职查办,没收全部家产。土地继承制度使中国官僚地主逃不出富不过三到五代的宿命。
唐宋之后,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差不多是中国人取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它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官僚地主对皇权的绝对依附。他们的财产毫无保障,经济上不能真正独立,其财产有赖于在帝国中获得官职,其官职源自金榜提名,保有已到手的财富,要依靠对皇权的赤胆忠心。皇帝是国家的主人,官员则是主人提拔上来的分布在各地和各个方面的管家。科举制度远不只是选拔精英的制度,更是控制精英的制度,为的是使整个帝国的官僚完全处于皇帝一人的恩宠之下,并从精神上统一到维护皇权的目标上。
第二个特色是官僚权力极易腐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渗透着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思想,科举考试承受着世世代代普通中国人的梦想。他们从漫长的十年寒窗中苦熬出来,两手空空,对财富如饥似渴进入了官场。追求财富的欲望由于以下原因更加强烈:他们的权力不能传承,必须在自己手中有权的时候尽可能多地积累家财。相对于他们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俸禄并不丰厚,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寻找外来收入,而这样的条件是具备的。
第三个特色是官僚权力带有很大的掠夺性。中国官员为了集聚财富追逐权力,其权力是带有侵犯性的。腐败意味着权力必须以一个基本群体作为剥削对象,这个群体要足够大并缺少反抗能力,必须是一个稳定而充分的利益源泉。
一个深深地依附在皇权上的群体,一个对个人财富积累充满渴望的官僚集团,既无约束皇权的能力,也无约束皇权的意愿,,当然更不会约束自己的权力,他们的巨大利益就存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中,可以任意对社会实施剥夺。维护剥夺性的制度是王朝官僚集团的第一目标,它使被剥夺的阶层永远处于被摆布、没有发言权的地位。
靠权力获取利益的上层集团与从事生产的下层阶级之间的对立,构成中国王朝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上层集团通过科举考试从社会下层吸纳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给了下层社会的某些个体以改善的希望,极少数运气好的人能够在体制内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下层社会被剥夺的处境不会改变,随着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更多的人进入剥夺者的行列,下层社会的负担越来越繁重。
把官员作为整体看待,吏属于皇权的文官集团,不会成为变革的力量,利益使他们成为掠夺性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对他们的个体进行观察,官员也没有担当引领社会变革的任务。中国历史上名垂史册的官员,可能是道德的榜样,也可能超越个人利益,但由于没有精神上的独立,不可能具有超越权力的思想视野;至于反抗专制的造反英雄,在他们的心智真正摆脱专制权力的诱惑以前,他们的目标只能是追求新的专制权力。
两类不同的权力——基于财富的权力和追逐财富的权力,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
基于财富的权力在英国发展为权利的政治,财产权、自由权和选举权是它关心的核心问题。国民通过政治参与争取自己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是参与选举,因此权利政治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参与选举的范围和人数不断扩大。
追逐财富的权力在中国发展为治理的政治,它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军事力量、权力的贯彻和下层社会的稳定。治理的政治仅仅涉及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狭隘部分,即行政权力部分,强化权力是它的基调。普通人争取某些基本的物质利益,要依靠权力集团适当减少攫取的份额——这构成了历代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切有组织的剥夺行为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剥夺的限度。过度剥夺违背了剥夺者的利益,因为被剥夺者如果受到过度剥夺,普遍陷入赤贫境地,就将导致财富的源头枯竭。剥夺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农民,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它从来不会对权力的垄断制度进行改革。治理政治的政治过程表现为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的循环往复。
有了财富就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然理性;有了权力就有财富,却是强盗的逻辑。选举是取得权力最合理的方式,这已不用多说;除此之外,依靠财富获得权力就是最易于理解的方式了。金钱是一种力量,除了在个别方面,它都是一种有益的力量。普通人出于对金钱的羡慕而本能地敬重富人,地主在当地也自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财富的垄断造成权力的垄断,但是财富总是要向外扩散,尤其在进入工业时代后,财富扩散在速度上空前加快了,它必然导致权力向外扩散。新的财富阶级对旧的财富阶级垄断政治权力的不满与日俱增,而消除不满的方法就是让后来者获得权力。
不以索取财富为目的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不会太深,失去权力自然会失去某些特权,但还没有失去财产,于是有了自动移交的可能性。在英国,权力转移不是采取清算的方式,而是用协议的方式;它是缓慢流失,而不是被颠覆。一种权力逐步退出,为另一种权力进场让出位置;它甚至只是从前排座位退到后排座位。旧哦的权力不是被剥夺,而是分量减轻了,不是完全失去了发言权,而是发言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
攫取财富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至只要离开权力,离开治理的岗位,掌权者过去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付诸东流;权力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不惜一切手段也要保卫它。权力转移对皇室是江山易手,对王朝官员是财富、地位和命运的转移,因此他们不可能自动让出权力。
基于财富的权力优于追逐财富的权力。
当权力与利益相勾结,必然导致腐败丛生,政治生态异化——这种腐败多呈网状结构,难以斩草除根。
广东兴宁矿难再次应验一个事实:天灾背后是人祸,人祸背后是腐败。中国社会的弥漫性腐败至今没有对症药方,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放权让利,基层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和意志,为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不惜想方设法对抗中央和上级政府,致使上级政府有令难行、政令不畅,行政效率大为降低,执政能力大幅削弱,腐败寻租却因此获得更大空间。
当下省级以上政府形象优于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形象优于去工作部门。许多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事情败在基层,坏在政府各部门。其实主要原因不是好坏人的问题,而在于对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级尤其是上级政府的工作常常是帮助性的,是服务;而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却是限制性的,是干预。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是现实的利益格局。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行为表现的差异,也可以从现实利益的格局中求解。官员以权牟利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以利益资源交换获利;二是凭合法伤害能力得利。
由于政府迄今掌握着庞大的经济资源,官员可以利用掌握的利益资源与其他社会成员私相交换,获得利益。由于中国的市场社会是在不规范中由无到有生成,低起点竞争使不规范行为无所不在;也由于官员个人的自由裁量度较大,他们可以凭借合法伤害能力(执法权)胁迫他人而得利。前一种寻租方式的结果是双赢,权力一方取得租金,另一方自愿付出租金以获得稀缺或廉价资源,这实质是一种利润极高、可产生“超额利润”的交易行为;双方都获利,一般不会引发对抗;后一种寻租方式是权力单方面获利,另一方被迫付出租金只为避免伤害,付出是不情愿的,因此容易发生冲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的区别在于,前者同时拥有利益资源与合法伤害能力,后者往往只拥有合法伤害能力。
中国权力系统内的利益分配格局是这样的:利益资源集中向上级倾斜,越接近基层,资源越少;但合法伤害能力并不随之减少,反而因越来越接近可伤害对象而运作起来更加方便和直接;另一方面,在各个层级中,可供交换的利益资源向政府核心集中,许多部门可自行处理的资源只维持在难以进行交换的最低限度,只掌握合法伤害能力;少数资源较多的部门,其运用往往受到政府核心的指挥与干预。因此,高层与政府核心往往选择利益交换方式获利,这是一种风险与阻力最小、效率相对最高的轻松寻租方式(可称为“隐性腐败”方式);基层与部门只能凭借合法伤害能力榨取利益,这是一种相对操作较难、风险与阻力较大的寻租方式(可称为“显性腐败”方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这才是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表现一红一白、形象一清一浊的客观根源。
落后地区官员比发达地区官员腐败更加严重的表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经济越发达官员品格越高尚,而是发达地区官员拥有较好的寻租渠道,即隐性腐败方式。经济发达,再加上中央延续的倾斜政策,使这些地区利益资源总量丰富,政府可掌控的经济资源相对较多,不但能满足核心成员的利益需要,同时还能兼顾部门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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