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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校对】《清末民初历史演义》作者：董郁青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一生呕心沥血之作，它作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从风俗史的角度展现了晚清至民初军阀时期的政治轶事，并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小说开篇第一回便点明其宗旨“并不是借着小说，随便拿人开心”，而是在其中寄予了“一番惩劝之意”。这种“惩劝”批判了当时把“从前的礼教纪纲、廉耻道德，全都变得一点影子没有了”，同时又对晚清政治的腐败进行了深刻剖析，对王朝覆亡的教训进行了历史的清算。《清末民初历史演义》虽为稗官野史，但事必有据，人必有名，正可填补正史之不足，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书小引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小说，刊登《益世报》，肇始于民国九年（1920），徇已故刘浚卿先生之请也。蝉联继续，直至二十一年（1932）始登竣，岁星盖一周矣。十五年（1926）曾出版甲乙两集，十八年（1929）续出丙集，亦仅及七十回而止，自七十一至百回，仍无专书与世人相见也。上年春间，馆中执事，倡印全书，商得鄙人之赞同，从头整理之，错误矛盾之处，均经修改，已由排字房逐日排印。唯以人工不敷，难免迟滞。自李渡三经理继任，百度维新，对《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出版事，尤为注意，指定专工赶作，限于本年九月底出书，并登广告，发售预约。以定价之低廉，购者云集，全书二百余万言，不难克日观成，著者亦与有荣焉，特记其颠末如上。
　　民国二十五年（1936）季春
　　下浣濯缨子董郁青
　　记于斗斋久电灯光下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重刊序一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董郁青先生所著，署名“濯缨子”，早在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益智粽》上发表，至1932年结束，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素材，写得比较生动，卷帙浩繁，《益世报》曾为陆续出单行本，当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
　　1923年间，我在学校读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很喜欢看它的副刊《益智粽》。记得最清楚的是《清末民初历史演义》，那时正写到慈禧病重时，向李连英问及光绪情况，李说皇上闻老佛爷病重，面有喜色。慈禧当时大怒说，我不能让他死在我后头。后来果然两宫同时晏驾。这一段写得很生动，因此我对《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有一个时期很感兴趣。我当时家贫，无力订阅报纸，只是抽工夫在学校图书馆看看，以后离开学校，便没有接着看了。等到1928年间，我由同学介绍到天津《益世报》做记者。在报社编辑部，看到一位老者，干瘦，驼背，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埋头写作。有人介绍说这是董老，董郁青先生，就是写《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的濯缨子先生。那时我只有22岁，觉得见到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新闻界人物，很以为荣幸，说了些仰慕的话。那时董郁青究竟多大岁数，我并不知道，只见他佝偻着腰，留着两撇胡须，头发有些花白，真是一位老前辈了。当时他负责编辑副刊《益智粽》，每天要写短文一篇，栏目为《弦外之音》，是针对当时政治情况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写的。其形式是每篇百余字，末尾一行省略号，意思是意犹未尽。每日定要写一篇，也就不容易了，有的文章也很隽永。他除去写这些小文，还要写《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另外，发稿、组织版面、看大样这一系列工作也一定要做。他写文章一直在红格纸上用毛笔写大拇指肚般大小的字，秉笔直书，不加修改，字体亦清楚整齐。他家在英租界，每日下午二时上班，乘一段电车到东车站前，然后步行到报社。报社当时在意租界小马路，这一段路约半里地。董郁青上班风雨无阻，到班后坐下来一直把工作做完才起身离社。我有一个时候编各地新闻，时间和他工作时间相同，因此有机会和他聊天。
　　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年轻时在北京交际是相当广泛的，他知道许多事情。原来，他是满族，北京通县人，青年时可能中过举，对民初袁世凯做总统时的社会情况比较熟悉，对国会议员活动亦很知情，但究竟他做过什么工作，我没有问过。当时北昆在天津演出，他提起荣庆社来滔滔不绝，特别对荣字辈演员更为熟悉，如陈荣会、张荣秀都是他欣赏的演员。对于韩世昌、白云生也很赞扬，特别对白玉田、王益友有更多详细的评论。至于京戏，他一谈必是谭叫天、杨猴子、路三宝等，看来他年轻时是一个经常看戏的人。可惜我当时对戏曲兴趣不大，也没有将他的议论记下来，现在想来是非常可惜的。董郁青是天主教徒，对宗教的知识也很丰富。总之，这个人似乎是博闻强记自学成才的。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益世报》的副刊改为《语林》，由马彦祥同志主编，马离社后由我主编。董郁青另办一版，在《语林》版反面，名为《说苑》，只发表小说，《清末民初历史演义》也移到这一版，董郁青每日照写不误。后来，《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结束了，董改写长篇《大明湖》，以济南为小说背景。他还收集了些有抗战意义的历史故事在《说苑》发表。1935年后，他负责检查全报大样，一直到1937年7月28日日军侵占天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看大样时，要在夜间工作，我办副刊，是在午后，我们已不常见面了。）等到抗战胜利，我不知他的下落，后来，听见友人谈，他已故去了，什么时候故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估计他的年岁，可能过了七十。
　　天津《益世报》是天主教徒集资办的报纸。出版不久，即逢“五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报纸一度同情学生，受到社会上好评。周恩来同志在法国为它写了长篇的海外通讯。报纸销路甚畅，一跃为天津报纸首位。董郁青以天主教徒中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在报社从写社论到编副刊、写小说，无所不能，应该说是“五四”以后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在天津新闻界一位知名的人物，而他写的《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则是他一生呕心沥血之作。今日看来，虽然书中所述，不尽是历史事实，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据他自己说，许多事是他耳闻目睹的。我和他接触当中，谈到往事，他是不厌其详，但不是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看他所写的恐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怕还都是当时的传闻，当然写小说采用传闻，是允许的。而且，传闻中难免也会有些真实的。董郁青的文笔朴实，不尚华丽，《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每日千余字写了近二十年，笔调一致，这是难能的。我对这部巨著，没有自始至尾仔细读过，凭个人印象，清宫一段写得相当生动，也许因为他是满族人，对清代宫廷情况可能听得多一些。
　　董的弟弟名荫狐，也是一位小说家。曾在《益智粽》发表过讽刺小说《换形奇谈》，揭发、讽刺当时的政治内幕，颇为尖刻。未出单行本。董郁青在天津新闻界工作了数十年，写了卷帙浩繁的小说，和无数篇短文。长期担任天津《益世报》副刊编辑，称得上天津新闻界耆宿，也应视为小说家。但我从来没有听他自我标榜。至今有人知有“濯缨子”，而不知有董郁青。但是，《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终究是一部实拍拍的大作品，其中多有一些有历史价值的材料。董郁青先生生前留下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即使其生前并未成为“名记者”或“大作家”，但终会有人发现他的作品而为之出版，这也证明历史是公正的！
　　吴云心（1906…1989）
　　1985年8月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重刊序二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先祖父董公郁青所著，初版时署名“濯缨子”，源于《楚辞·渔父篇》，以示愤世嫉俗清高自守之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自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益智粽》上发表，直至1932年登竣，长达12年。该书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经，民间风俗人情为纬，纵横穿插文笔生花，全书一百零一回，约二百余万言。卷帙浩繁广远深博，被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编写演义小说罕见之作。
　　《益世报》曾为陆续出刊单行本，并于1936年以新版分印十一册成套刊行于世，在当年新闻界、出版界均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益世报》是以天主教徒为主，在雷鸣远神父推动下，集资创办的日报，其办报以“益世、益民”爱国护教为宗旨，于1915年10月10日双十节创刊号问世。创刊之初，刘浚卿先生、雷鸣远神父，深知先祖父学识渊博，文笔朴茂，在当时新闻界名重一时，乃诚恳邀聘于报社撰文。报刊发行不久，即逢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益世报》以同情学生，谴责当时军阀官僚，受到社会上好评。1936年绥远百灵庙抗击日本侵略，《益世报》评论、报道以此为中心，广泛向社会宣传抗日思想，更配合以雷鸣远神父为主的救护队深入战场，向抗日官兵进行慰问鼓舞，并向社会募捐送往前线，此举深为天津新闻界所钦佩。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于7月28日侵占天津，报社被迫停刊。
　　先祖父汉族人氏，祖籍浙江绍兴，幼年随曾祖父迁居北通州，晚清曾中举秀才，家居时博览群书，贯通经史，亦喜好诗词戏典。民国后迁寓北平市内，平素交游广泛，以诚挚待人、光明磊落为处世之本，对友能肝胆相照，论事则仗义执言，从来不屈服于权势之压迫，而为时人所称道。曾为《京华时报》执笔撰文，以犀利文笔针砭当时社会弊病为己任，故名声日上，友朋益广，举凡当时社会传闻，宫廷密事，政治风云，官场变幻，均循此渠道源源而来，为以后的《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成书，积累了大量素材。先祖父自应聘进入《益世报》社后，严肃认真，事必躬亲。对副刊《益世粽》及《说苑》的组稿、审稿、发稿、编辑版面等，必不辞劳苦亲自安排妥帖，并曾为专栏《弦外之音》每日写一短文，评论当时政局风云、文坛争议、社会动态，其文章隽永辛辣，深中时弊，立论公允，颇得读者之同感。会当此时，《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文思酝酿成熟，即开始执笔成文，书中事均属实，只有文采加工虚中有实，正与正史遥相呼应；真名假名各有意在，读者思忖自有心得，此即“演义”命名之根由也。先祖父当年每日秉笔直书一千余言，文不加点亦不增删，直发排版付印，举凡晚清、民国军阀时期的宫廷、国会、外交、内政、帮派、社会各方面，无不言之有物，栩栩如列眼前，故每一书成则购者云集，被誉为当时之名作。
　　1935年《益世报》改组，先祖父调任为报社编辑部总稽核，负责检查全报大样，当时曾在天津出版《沽上英雄谱》一书，又应山东出版社之约，先后执笔写成《明湖影》及《义侠薪胆录》等中篇演义小说，在当地出版界亦甚有影响。1937年《益世报》被迫停刊后，先祖父年高体弱，难与报社同迁内地，乃隐居家中，并在天津小修院教授国文，每日带领我去老西开教堂参与清晨弥撒（先祖父曾听雷鸣远神父讲道，于1916年与另五人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