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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路-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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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德国的赔偿是我们诸多困境的唯一原因。协约国欠美国的债也有影响，所有的债务，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借方和贷方被一个高高的关税壁垒分隔了。因而用实物来偿付是很难的。德国的赔偿，即使决不是困境的全部来源，却是一个思想混乱最明显的事例，这一混乱使得处理这样的困境束手无策。
思想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不幸，而这一混乱恰恰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费者与一个在竞争体制下的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当索取赔偿的时候，协约国把自己看做消费者：他们把德国人当作临时的奴隶，替他们效劳，他们则无需劳动，可以消费德国人生产的东西。而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他们突然想起自己也是生产者，他们索取的德国实物的大量涌进会摧毁他们的工业。他们开始搔头皮，茫然失措，即便他们会聚一道（称之为国际会议），也无济于事。事实很简单：世上的统治阶级太无知和愚蠢了，他们无法想通这样的问题；而且太骄傲了，不肯向可以助其一臂之力的人们请教。
为简化我们的问题，我们设定协约国之一是由一个人组成的、住在一个荒岛上的鲁滨逊。德国人遵守凡尔赛和约，务必要无偿地给他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像列强们那样作为，他定会说：“不，不要把煤给我带来，因为它会毁坏我的拾柴工业；不要带来面包，因为它会破坏我的农业和我的虽是原始而巧妙的研磨设备；不要送来衣服，因为我有一个兽皮制衣的初创工业。如果给我送来黄金，我并不介意，因为这不会对我有损害；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山洞里，它是一无用处的。但是我无论如何可不愿接受可以利用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物。”假定我们想像中的鲁滨逊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会认为孤寂已经夺走了他的才智。但这确实是所有主要国家向德国说的话。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个人，发了神经病，大家就以为这显示了出工业方面的聪明才智。
鲁滨逊和一个整体的国家间唯一相关的不同之处，就是鲁滨逊明智地安排他的时间，而国家并不这样。如果一个人不费什么就得到他的衣服，他就不花时间去做衣服了。但各国认为它们应当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每种东西，除非有某种自然障碍，如气候。假如国家有理智的话，它们会遵照国际协定，安排国家该生产什么，而不试图生产多干自己所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人尝试去做他自己的衣服、鞋、食物、房屋等等；他很清楚，假如他这么做，只能满足于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准。但是各国还未明晓分工的原则。如果他们明白，本可以让德国偿付某些各类的实物，自己则不必去生产这些实物了。从工作队伍退出来的那些人，可以用公共资金教给他们另一种行当。不过这需要生产的组织化，这同商业中的正统观念正是相反的。
对于黄金的迷信真是坚固得令人难以理解，不仅在那些从迷信受益的人身上，而且也在让迷信带来不幸的人身上。1931年秋天，当法国人迫使英国人放弃金本位时，他们料想是在害英国人，而英国人大多数也待相同意见。一种羞耻之感、有如国耻，席卷英国。然而所有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放弃金本位，后来的经验证明他们是对的。实际管理银行的人是如此无知，使得不列颠政府被迫做出有利于英国的事情，而只有法国的不友好使英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所有素称有益的职业中，最荒唐的是黄金开采了。黄金从南非的地下挖掘出来，非常谨慎地防止被盗和意外，运至伦敦、巴黎或纽约，到那里再放到地下，保存到银行的金库里。这与留在南非的地下并无两样。只要认为它们偶尔才使用，它们也许在银行的储备上有所效用，但一旦实施政策，决不让它们低于某个最小数额，那这难物品就等于不存在了。如果我说我要储蓄100镑，以作未雨绸缎，我会是个聪明人。但假如我说，无论我贫困到如何地步，我决不花费这100镑，那样它就不是我财产中的有效部分，这等于我可以把它扔掉。假使在任何情况下不动用它们，有关银行储备的状况确实就是如此。国家信誉的任何部分仍然依据实际的黄金，当然这仅仅是野蛮状态的一种残余。一国之内的私人交易，黄金使用已经消失。战争前，小额交易还使用黄金，但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很少一睹金币的风貌了。然而由于某种稀奇古怪的谎言，人们仍然认为，每个人财政上的稳定性依靠国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战争期间，潜水艇运送黄金变得异常危险时，这样的奇谈走得更远。在南非开采出来的黄金，人们认定有的运到美国，有的运到英国，有的运到法国，但实际上它们都留在南非。为什么不把这个奇谈说得更离奇些，说黄金已被开采，而仍安然地躺在地下呢？
从理论上说，黄金的好处在于为防止政府的不诚实提供一种保护。如果有办法迫使各国政府在危机中守住黄金不放，那就很好，但事实上每当适合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弃之不顾了。所有参与这场战争的欧洲国家都使它们的货币贬值，以此就抵消了他们一部分债款。德国和奥地利以通货膨胀的方法抵偿了他们的全部内债。法国把法郎降到以前价值的1／5，从而赖掉了以法郎计算的4／5的政府公债。英镑只值以前的3／4左右，俄国人坦白地声称他们将拒偿债款，不过大家认为这行为恶劣：体面的赖债需要一定的礼节。
事实就是，政府像其他人那样，如果有利可图，就偿付债款，否则就听之任之。一种纯粹合法的保证，例如金本位，在紧张的时候一无是处，在其他时候则毫无必要。就私人而言，只要他很想再贷款而且能够借得，就以为诚实是有益的，但当他信誉毁坏时，他可能认为最好是逃债了。一个政府对待自己的国民和对待其他国家，持着木同的态度。它自己的国民受其左右，所以对待他们无诚实可言，除了要求再向他们借款。战后的德国，当国内负债毫无希望的时候，它就是让货币贬值，这样消除全部的内债。但外债则是另一回事了。当俄国人拒付其它国家的债务时，不得不面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战争，并夹杂着一种凶猛而敌对的宣传。多数国家并不是处于面临这类事情的境地，所以对于外债就谨慎行事。就是这一点，而非金本位，在贷款给各国政府的时候提供了安全。这种安全是糟糕的，但要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政府才能做得更好。
经济交易依靠武装力量的程度往往是不能实现的。财富的占有权一部分是以商业技巧取得的，但这样的技巧只有在陆军或海军威力的框架里才有可能。正是使用武装力量，纽约被荷兰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过来，从荷兰人那里落进英国人手里，又被美国人从英国人手里夺回。当在美国发现石油时，它属于美国人民；但当石油在某一个不太强大的国家中发现的时候，它的主权或这或那会为列强们所获得。达到这一目的过程往往是隐蔽的，但在其幕后，却隐藏着战争的威胁，双方能够奉行谈判，正是这种潜在威胁的缘故。
石油现象同样可以应用到货币和债务里去。当货币贬值或拒付债款有利于政府时，它就这么做了。诚然，一些国家费力地宣扬偿付一国债务道德上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们是债权国。它们让债务国听从于它们，是因为它们的实力，而木是因为它们道德上的说服力。故此，只有一种方法去获得稳定的货币，那就是要有一个实际的而非形式上的单独的国际政府，它具备独有有效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会关注一种稳定的货币，而且能够发行一种有稳定购买力的货币，和实物的均值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唯一的真正的稳定性，而黄金并不具备。在紧张的时候，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坚持以黄金为准。因而，从任何一方面看，认为黄金可成为一种稳定货币的主张都是虚妄的。
某些自认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反复告诉我说，生意人想的总是致富。观察之余，我却深信这些向我提出这种定论的人，远非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于生活其中的世界上明显的事实却熟视无睹。假如生意人真的更想自己致富而宁愿他人受窘，这个世界很快会变成天堂。金融和货币给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从总体上说，商业社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和信誉上的安全感，对它显然是普遍有利的，要获得这两种迫切需求的东西，显而易见，世界上必须只有一个中央银行，且只有一种货币。它应该是一种纸币，并将之管理得使其平均价值尽可能地保持稳定。这样一种货币不需要依据黄金储备，而是依靠国际政府的信誉。这个政府独一的中央银行就是其金融机构。所有这些，连孩子们都会明白。然而生意人却没有加以拥护。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就是说，他们要使外国人贫穷，更急于让自己富起来。
另一个原因是生产者的心理。金钱的用处仅仅在于可以购买实物，这是老生常谈，然而很少人从感情上及理智上确信这一常识。在几乎每次交易中，卖者比买者更为得意。如果你买一双鞋子，推销术的全部设置移过来在你身上启用，销售鞋子的人感到他好像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另一方面，你并不自言自语：“好了，总算处理了那些不净的纸条，它们既不能吃，又不能当衣服穿，却换来了一双美丽的新鞋。”同销售一比，我们把购买看做无关紧要。唯一的例外是在供应受到限制的情况。一个买进一幅古代名画家作品的人比出售的人更为欣喜；但当这位古代画家活着的时候，无疑他售画要比他的主顾买画更为高兴。我们所以宁愿售出而不愿购入，心理上的原因是我们宁要才能，而不要欢乐。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特性：铺张浪费，在短促的生命中尽情享乐。但这倒是一种特色：生机勃勃，成功在望，在竞争的时代这一代人赋予了崭新的风格。当大部分财产是来自继承的时候，生产者的心理比不上现在的位置。就是那一生产者的心理，使人对于售出比购入更为急切，导致各国政府卷入那种可笑的图谋，想创造这样一个每个国家都售出而无国家购入的世界。
经济关系与其他大多数关系不同，这一情况使得生产者的心理复杂化了。假如你生产和销售商品，有两种人对你特别重要，那就是你的竞争者和你的主顾。对你有害的是你的竞争者，而你的主顾对你有益。你的竞争者一目了然，且为数较少，而你的主顾分散四方，且大都是不相识的。所以，你倾向于意识到你的竞争者更甚于你的主顾们。在你自己的群体里情形也许并非如此，但在涉及国外团体的场合，事情几乎都是这样，因此在我们的眼里国外团体被认为有害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保护关税的信条，其源即出于此。外国被看作生产上的竞争者而不是潜在的主顾，因此人们宁愿失去外国的市场以回避外国的竞争。从前一个小镇上有个屠夫，被其他屠夫弄得怒火冲天，因为他们抢走了他的顾客。为了加害于他们，他促动镇上的人们相信素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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