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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对理性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能干和精力旺盛的人除了嗜好权力，别无出路，因此变成破坏性的力量。从前，小国给予很多人政治权力，小商人给更多人以经济实力。现在人口密集，生活在郊区，工作在大城市中。乘火车进入伦敦，所经之处，城效小屋连成一片，绵延不绝，居住在这里的家庭与工人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休戚相关感情；家庭里男人不参加当地的事务，因为他整体在外，屈从于雇主的各种条令；他的创造力的唯一表现方式只是周末在他的后园里种植而已。在政治上，他嫉忌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事情。然而，虽然他感到困窘，势利观念阻碍他采取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方式。他所在的郊区也许和古代一座名城一样地人口稠密，但这里集体生活是很枯燥的，而且他没有时间参与，更不觉兴趣。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的精神表示不满，那法西斯运动将作为一种他的用场而出现。　
　　政治中理性的衰退是两个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有一些阶级和一些类型的个人，这个世界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但他们在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到什么希望，因为他们不是依靠工资为生的人；另一方面，有一些能干和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保持影响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动各式各样的歇斯底里。反对共产主义，惧怕外国的武装力量，憎恨外国的竞争，就是最重要的怪物。我并不是说有理性的不会有这些情绪；我是说无理性的人惯于对实际的问题不能加以明智的思考。世界上最需要的两种东西是社会主义与和平，但两者都违反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有权力者的利益。采用一些方法，使人入圈套，让它们看起来好像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并不难，而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发动集体的歇斯底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危险越大，就有更多政府要败坏它们国民的精神生活；目前的经济困境越深，受害者越愿意上当受骗，抛弃理性的清醒，趋从那骗人的鬼话。　
　　1848年以来一直在加重的国家主义的狂热，是非理性崇拜的一种形式。一种普遍真理的观念被抛弃了：有英国人的真理、法国人的真理、德国人的真理、门的内哥罗人的真理以及对摩纳哥公国的真理。同样，有雇佣劳动者的真理和资本家的真理。在这些不同的“真理”之；司，如果理性的说服陷于绝望，那么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战争和疯狂的唇舌战。在解决站污了这个世界的国家与阶级之间的深刻冲突之前，很难期望人类回复到心灵的理性习惯。困难在于，无理性流行了这么久远，我们一些困扰的解决只能得之于偶然；由于理性是非个人的，使得普遍的合作成为可能，而无理性既然是代表个人激情的，使得斗争不可避免c正因如此，具有理性，在诉诸一个普遍的和非个人的真理标准的意义上说，对于人类的福利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其广为流传的时代，且更甚于此者，在那些比较不幸的时代，在那些时候，它为人所鄙视与拒斥，被认为是空洞的幻梦，在意见不合的地方，也无厮杀之力。六、社会主义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取来一种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引发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力量是被剥夺了的无产阶级对生产方式所有者的愤怒。作为不可避免的反应，那些非无产阶级者，极少例外地认定社会主义是某种应加以抵制的东西；当他们听到那些视已为敌的人大肆宣扬阶级战争时，他们很自然地在自己大权仍在握时发动战争。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反击，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击。只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宣扬自己，必然激起非常强烈的反感，以致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日渐变得更加不可行了。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它可以导致富裕阶层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那么强烈，也不那么广泛。　
　　就我而言，尽管我像最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确信社会主义，但我并不把社会主义当作无产阶级报复的福音，甚至不把它当作寻求经济公正的主要手段。我主要把它作为对机器生产的调整，这种生产为常识思考之所需，也是为增加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人类极少数人以外所有人的幸福。如果现在不诉诸暴力冲突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其提倡者的暴力信念。不过，我依然抱着几丝希望，一种更加理智的支持可以缓解冲突，并使一种较少灾难性的转变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来对社会主义作一界走。这一界定必须包括两个部分：经济和政治。经济部分包含国家对最高经济权力的掌握，这种掌握在最低限度上涉及土地与矿藏、金融、银行、信贷以及外贸。政治部分要求最高政治权力应是民主的。马克思本人，实际上1918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疑问他同意这一界说。但是，自从布尔什维克解散了俄罗斯立宪会议以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信条，根据这一信条，社会主义政府通过革命获得成功以后，只有其最激进的支持者才能拥有政治权力。现在当然必须承认，内战结束后，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马上得到其公民权，但是只要这种状况存在，就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一个已经实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不获得足够广泛的支持，从而使民主政府成为可能，它就没有完成任务。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会清楚地看到民主的必要性。一个东方的君主可以颁布法令，声明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自然资源均归他所有，然而，这么做不是在建立一种社会主义体制；刚果的列奥波尔二世的统治也不能接受为效仿典范。除非实行全面的控制，为了自身的富裕除外，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期望国家去经营经济企业，由此，剥削只是获得一种新形式而已。由此，民主必须被接受为社会主义体制界定的一部分。　
　　关于定义中的经济部分，需要作一些深入的阐述，因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有些人认为它同社会主义不批容，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创业者是否应被允许在向国家租来的土地上搭建自己的一间小木屋？当然应该，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可在纽约建造摩天大楼。同样地，人们可以借朋友一先令，但一个金融家则不可以把1000万英镑借给一家公司或一个外国政府。这只是个程度问题，且极易调节。因为大宗交易需要履行各种各样的法律手续，而小生意没有这么复杂。一旦这种种手续势在必行，国家就有机会行使其控制权。再举一例：在经济学意义上珠宝不是资本，因为它不是生产的手段，然而事实是，一个拥有钻石的人可以卖出钻石以买进股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仍然可以拥有钻石，但他不能再卖出钻石去买股票，因为那时再没有可以购买的股票了。法律上不必对私人财富加以禁止，应禁止的只是私人投资，这样，由于不再有人收取利息，除了尚留存少量合理的私人财产外，私人财产将逐渐消失。对于他人的经济控制不应掌握在个人手中，但不由经济权力授予的私人财产可以存在。　
　　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期望的长处——假如无需一场摧毁性的革命战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是多方面的，并且绝不局限在以工资为生的这一阶层之中。我无法确信在长期艰辛的阶级冲突中，社会主义政党的胜利能够带来这些好处的所有或任何部分，这种冲突只能惹发脾性，上升到残酷的军事形式，在死亡、放逐、监禁的苦役中浪费许多可贵的专家的才智，而最终给得胜的政府带来的是只是精神上的茅屋。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优点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即依赖说服达成其实现，即使必须使用武力，也应仅限于对付一小撮不满分子之内。我这样被说服过，如果社会主义的宣传方式带着少一些的憎恨与苦难，不是诉诸嫉忌而是诉诸对经济组织的明显需要，那么其说服任务就会容易得多，而对武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减少。我反对诉诸武力，除了在通过说服后对已经合法建立起来的事物的保护中，因为：（）它可能发定可危；（2）斗争必须是灾难性地破坏的；（3）在顽强的斗争之后，胜利者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的对象，而代之以某种完全不同的、可能就是一种军事上的暴政。所以，我预先设定，成功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对大多数人的和平说服，让他们接受其信条。　
　　我将引证支持社会主义的九种论点，其中没有一种是新的，也不尽是同等重要。这种列举可以无限止地延伸下去，但我认为这九种论点足以显示的不仅仅是某一阶级的信条。　
　　（一）谋利动机　
　　利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范畴，其含义只有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明晰起来。然而，它的起源也许可以在鲁滨逊·克鲁索和他的忠仆“星期五”的关系中初露端倪。我们假设，秋天到了，鲁滨逊用他的长枪控制了岛上所有食物的供给。这样，他的地位就驱使星期五为来年的丰收而劳作准备，倘若星期五能维持生计而所有的剩余就归属其雇主。在这一契约下，鲁滨逊所得的收入可被视为其资本的利息，而他所有的资本只是几件工具和一些贮存的食物。然而利润，如同它在更加文明的条件下表现的那样，涉及更大的交换环境。例如，一个棉布生产者并不仅仅为自己和家庭制造棉花；棉布不是唯一需要的，他得卖出自己的大量产品以满足他的其他需求。但是，在能够生产棉布前，他必须购买其他东西：棉花、机器。劳动力。他的利润由他购买这些东西付出的钱与他从产出中获得的钱之间的差异所组成。但是，假如他本人管理自己的工厂，我们就必须扣掉一个雇来的做同样工作的经理的工资支出；那就是说，制造商的利润由他的总收入扣减假定的经理的工资所得构成。在大规模的商业企业中，股东不介入事务管理，他们的所得就是企业的利润。那些拥有货币资金的人在预期利润的促动下竞相投资，因此，预期利润是新企业开办和旧企业扩张的决定性动机。当前体制的捍卫者认为，预期利润在整体上的将会导向以所需数量生产所需商品。在某种程度上，过去这是真实的，但现在不再如此了。　
　　这是现代生产的复杂性的结果。假如我是一个旧式的乡村皮匠，邻居送来他们需要修补的鞋子，我知道我的劳动产出会合乎需要；但假如我是一个大规模的鞋子制造商，使用昂贵的机器，我就要估计我将能销售多少双鞋子，而这种估计又很容易出错。另外一个制造商有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因而有能力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鞋子；或者我从前的顾客可能已贫困起来，不得不延用鞋子；或者款式可能更新，人们需求的鞋子我不能生产，倘若任何一种情况降临到我头上，我不仅停止赢利，我的机器也闲置一旁，我的雇员则得失业。制造机器花去的劳动不再转换成有用商品的生产，完全像把沙子扔进海里那样徒劳。被迫弃业的那些人不再生产任何满足人们需求的东西，整个团体贫困到了为使这些失业者免于饥饿而穷尽一切的地步。他们没有了工资，依赖失业救济度日，花费自然比以前大大减少，因此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