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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生一种摆脱那些捆绑西方发展的传统因素的工业思想。　
　　西方文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正伴随着一种许多入缅怀过去、痛感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异己的世界的情绪，在变化着。但是，目前的状况只是使所有这些因素更加明晰。无论如何，这些因素从罗马时期就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们一直是欧洲区别于印度和中国的标志。欧洲与东方，强盛时代之区别，表现在活力、偏狭和抽象力上。在文学艺术领域，希腊可说是高高在上了，但是，他们相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个程度问题。对于活力和偏狭我已说得很多了；但对于偏狭，有必要再说一些，因为欧洲的这一特征一直比许多人所理解的要顽固得多。　
　　确实，希腊人比其后继者较少地陷入这一恶习。可是，他们毕竟把苏格拉底处死；而柏拉图尽管敬仰苏格拉底，竟然主张国家应参与他本人也认为是虚伪的宗教活动，而且，谁有怀疑，一律杀害。儒家、道家和佛教徒是不认同这种希特勒式的教义的。柏拉图绅士式的温雅并非是欧洲人的典型特性；欧洲向来好战狡诈，谈不上温恭谦让。西方文明的这一显著特征在普鲁塔克在对以阿基米德发明的机械装置保卫叙拉古的描述中得到了不少刻划。　
　　迫害的一个来源，即民主嫉妒，在希腊是充分展露了。阿里斯台底斯因其公正之盛名而遭受放逐。以弗所的赫拉克赖脱不是一个民主派人士，他呼吁：“以弗所的所有人还是绞死自己为好，把城邦留给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字辈们，既然他们驱逐了当中最出色的人物莫德拉斯，说‘我们中间不允许存有最好的人，如有这种人物，让他到其他地方的人中间去行善吧。”’我们时代中许多令人痛惜的特点在希腊人那里早已存在。他们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有老板，还有腐化的官员：他们有好战的行为和宗教迫害。他们有良好的个体，但我们也有；由此，就如现在一样，一个相当数量的精英个人遭受放逐、囚禁或处死。希腊文明在这一点上确实真正凌驾于我们的文明之上，那就是警察的无能，这使得一大部分清白的人得以逃脱。　
　　从君士坦丁到基督教，首次为欧洲有别于亚洲的那些迫害动冲提供了充分显露的机会。在过去的150年中，自由主义确实有过短暂的停滞，但是，现在这些白人正回复到基督教徒从犹太人那里学来的神学偏狭中去。犹太人首创了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只有一种宗教可以说是真实的，但他们并没有试图让整个世界信奉这一宗教，因而他们仅仅迫害犹太人自己。基督教徒以为一种特有的新发现承传了犹太人的信仰，他们加进了罗马人谋求统治全球的欲望和希腊人膜拜玄妙的风气。这种掺合产生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迫害至深的宗教。在日本和中国，佛教为人平和地接受，并且被允许与神道和儒教共同生存；在穆斯林世界，只要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献出财物，就不会遭到任何干涉；但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处死已是对最小的偏离正统的通常处罚了。　
　　对于那些不喜欢法西斯主义偏执的人，我没有什么异议，除非他们认为偏执背离了欧洲的传统。我们中那些在政府的正统观念残酷迫害下感到感到窒息的人本可以在欧洲的以往大多数时期生活得比在现代苏联或德国更好。如果通过魔法，我们被转送入过去的时空，我们是否会发现斯巴达对于那些现代国家是一种进步？我们是否会像喜欢16世纪的欧洲人那样生活在不信巫术即置于死地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能容忍早期的新英格兰，抑或崇拜皮萨罗对印加帝国的处置？我们是否会欣赏在1世纪内使10万女巫遭受火刑的文艺复兴德国？我们是否会喜欢波士顿先导牧师把马萨诸塞的地震归罪于避雷针的亵渎这样一个18世纪的美国？在19世纪，我们是否会在罗马教皇庇护9世以人类对低级动物拥有某种职责是一种邪念为由，而拒绝为防止施暴动物协会做一二件小事时去同情他？无论欧洲如何聪明，我总担心，它一直是非常可怕的，除了1848一1949年这一短暂的时期。不幸的是，现在欧洲人正回复到原有的情形中去。　
　　（十）论青年大儒主义　
　　任何访问过西方世界的大学的人都有一种感触，今日的知识青年，其愤世嫉俗程度已是昔日所望尘莫及。苏联、印度。中国或日本并不这样；在捷斯洛伐克、南斯兰夫和波兰，我相信根本不存在这种状况；在德国，这种状况也未必很普遍，而在美国、法国和美国，这确是知识青年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　
　　对于老于世故的西方青年，所有这种激情似乎有欠成熟。他坚信，世事一经公正分析就被看穿了，“皓月之下，再无醒目之事。”当然，老一辈还是有许多理由对此说教一番。我认为这些理由都未触及事物的根本，在其他情形中，年轻人背逆于老一辈的说教，树立他们自己的信条。假如当今东方青年以愤世嫉俗去逆反世态，其中必有某种特殊理由。青年入不仅难以相信所闻所见，看来也不会相信其他任何东西。这是一种奇怪的状况，值得研究。看我们首先逐一列举一些旧的观念，看看它们为何不再激发老一辈的忠诚。我们可以阐述这些观念。宗教、国家、进步、美、真理。在青年人的眼中，这些观念存在什么问题呢？　
　　宗教。这里问题所在，部分是理智的，部分是社会的。就理智的理由而言，现在像托马斯附奎那般的有智之士热烈地皈依宗教信仰的人实在很少。大多数现代人的上帝含糊不清，趋向退化成一种生命之力或一种“非我们所属、执行公义的权力”。甚至信徒们越来越把他们信托的另一世界转向更关注这个世界中宗教的效用；他们确信上帝是改善这一世界的一种有益的假设，却不能同样地相信这一世界是为上帝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他们让上帝从属于尘世生活的需要，就会怀疑自己信仰自己的真诚。看来，他们认为上帝，像安息日那样，是为人们设置的。不能接受教会作为近代理想主义的基础也有社会性的缘由，教会在其捐献中已紧紧地同财产保护维系在一起。而且，他们与一种强迫性的伦理相关联，谴责了青年人毫无危害的许多乐趣，导致了大量在怀疑者看来无需那股残酷的苦痛。我了解热诚的青年们诚心诚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而他们发现自己与正统的基督教无法协调、也不与奔世者和宗教迫害的受害者为伍，好似战斗的无神论者。　
　　国家。在许多时候和场所，爱国主义已成为一种激情昂扬、令人心眼的信条。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费希特的德国。马志尼时代的意大利是如此；波兰、中国及外蒙古现在依然如此。在西方国家，它依然异常强大：控制着政治、社会支出、军备等。但是，明智的青年不能将之作为充分的理想观念而接受；他们看到爱国主义对于受压迫民族确实是极好无比的，而受压迫民族一旦获得自由，先前英雄的民族主义就变成压迫性的了。波兰人，这个自玛丽亚·特丽萨“挥泪攫取”领地、对理想主义曾满怀同情的民族，却在乌克兰以自己的自由实行了压迫。爱尔兰受不列颠的文明折磨历时800余年，后又以其自由立法禁止出版许多佳作。波兰人杀害乌克兰人，爱尔兰人恣虐文学艺术，这景象使民族主义即使对于弱小的国家，看来也是一种多少不太合适的理想。如果关涉一个强大的国家，其中争议更是强烈。对于捍卫其统治者背叛的理想中侥幸免遭杀害的人来说，凡尔赛和约并非十分鼓舞人心。那些在战争中声称自己为消灭战争不懈努力的人，结果都是各自的国度里成了鼓武主义的先导者。这些事实使所有明智的青年人清醒地看到，爱国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祸源，如不能有所缓解，它必将置文明于死地。　
　　进步。这是一种19世纪的理想，对于通晓世故的青年，它带着太多实用色彩。可测算的进步必须表现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中，比如所生产的汽车和所消费的花生的数量。真正有意义的事物是不可度量的，而不能迎合吹捧者的方式。而且，许多现代发明趋向愚弄人们。我可以举出像收音机、步话机、毒气等例子。莎士比亚以诗的风格衡量了一个时代的杰出成就，但这种衡量方式已过时了。　
　　美。关于美，有些东西听起来是老调的了，尽管难以说明其中的缘由。假如指责一代现代画家在寻求美，他一定会愤愤不平。如今大多数艺术家都似乎由于对世界的某种不满而激发灵感，由此，他们宁可经受刺痛，而不愿平静地满足。再说，许多种美需要人们认真悉心的态度，不是一个明智的现代人可能做到的。一个小城邦，如雅典或佛罗伦萨，有一个突出的公民，必自感高大无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创造的目的，他的城市展出了人类的极致，而他自身又处于自己城市的巅峰。在这种情形里，埃斯库罗斯和但丁可以一味地品尝自己的欢欣与悲苦。他们感到，个人的情感非同小可，悲剧经历完全值得展现在不朽的诗篇中。然而，现代人，一旦不幸降临，便把自己作为一个统计学上的整体里的一分子而加以考虑；在他们面前，昨日与明日成了充满磕磕碰碰的凄凉行列。人本身多少有点像乖戾造作的动物，在漫漫的寂静中一出现简短的插曲，他们就会大惊小怪，叫个不停。“人类除了天然的需要外，要是没有其他享受，那和畜类有什么分别，”李尔王这样说过，这一观念驱使他疯癫，是因为它和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现代人对这个道理已很熟悉，却使他们只关注琐屑之事了。　
　　真理。以往真理是绝对的、永恒的、超人的。我自己年轻时接受了这一观点，非虚度青春去寻找真理。但一大群敌人纷至沓来，极力扼杀真理：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心理主义、相对物理学。伽利略和宗教法庭之所以针锋相对，无非是争论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双方都认可这两种意见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一致之处其实就是双方的误解所在：分歧只是语言的表达问题。过去，崇拜真理是可能的；实际上，虔诚的崇拜显示在人类自我牺牲的践行中。但要崇拜纯属人类的和相对的真理却是困难重重。根据爱丁顿的分析，引力定理是一种测量的近便模式。它并不比其它观点更为确切，就像米制并不比英尺和码更为准确一样。　
　　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夜慕里；　
　　上帝说：“随牛顿去吧。”测量还可方便些。　
　　这种态度似乎少了点正气。当斯宾诺莎相信某件事时，他总想着自己在享用上帝的神明之爱。现代人，或同马克思一道，相信自己受经济动机的支配，或同弗洛依德一样，相信在对指数方程或红海区域动物分布的信仰背后潜藏着某种性欲动机。无论哪种境况，现代人都无法获致斯宾诺莎的次悦。　
　　假如这一诊断正确的话，治疗现代犬儒主义就不能仅仅通过说教。仅仅向青年灌输一些这样的思想，并不比他们的长辈那些陈腐的开导高明多少。开导只有当知识分子找到可以充分体现他们创造力的事业，这一治疗才会有效。我看不到任何处方，除了迪斯累利提供的那份古方：“教育我们的主子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