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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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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女说,三娃子的老子、儿子都有嗜好,也是遗传,他们家到现在还困难得常揭不开锅。
郑培然说,那儿子的打扮就特别,青木川独一份儿,红头发,跟镇东的佘家成天混在一起,给佘家从外头往山里一趟一趟背东西。
冯明说那天开公审会发言的不止一个赵三娃,他记得发言的人很多,很踊跃,人们争着抢着往台上跑,控诉恶霸魏富堂罪状。字字血声声泪,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要报仇,要申冤,血债要用血来偿。那天的口号声在川道里久久回荡,震的林子里的鸟儿不敢下落。魏富堂跪在台子下面,脸色死灰,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喔,没有高帽子,戴高帽子的是他自己,那是“文革”的批斗会,跟青木川的会是两码事。魏富堂的脑袋是光着的,头天刚刚被剃了头。魏富堂的旁边是他外甥李树敏,李树敏在地上半跪半趴,不时地被站在他后边的解放军提起来,他在台上感觉到李树敏的灵魂已经出窍,在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震慑面前,李树敏裤裆里变得很不清爽。他还记起来了,开公审会那天早晨,他遇到过郑培然。他遇到郑培然的时候,郑培然在提着糨糊桶刷标语。
郑培然惊奇地说,你还记得那天的我?
冯明说,记得,不但记得,而且记得一清二楚。
开公审会的时候,富堂中学已经正式改名为青木川中学,学生们都规规整整在操场台子跟前坐了,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郑培然是个例外,他要在大会之前把手里的标语贴出去,这是老师黄金义的安排。黄老师让郑培然在树上、墙上、石头上、篮球架上都贴上革命标语,能“武装”的地方都要“武装”起来,要显示出公审会的政治气氛,这是冯教导员的命令……
那天的冯明,挺拔利落,英气逼人,换上了警卫员头天为他新洗的军装,打上了新的绑腿,早早地往“斗南山庄”而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分区首长要来,地区政府领导要来,报社记者要来,十里三乡的农民兄弟要来,将地主土匪恶霸魏富堂、李树敏绳之以法,为劳苦大众报仇雪恨,这是大事。1952年春天的这个早晨将是一个让他和青木川所有百姓永远记住的早晨,是历史的转折。
在解放桥上,他遇到了郑培然,这个富堂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原本要到县里读高中,冯明让他暂时留下来,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青木川需要他这样有文化有眼光的当地青年。郑培然说帮忙可以,不过他的志向是要考大学,学工业,将来要造魏富堂乘坐的那样的汽车。冯明纠正他说这不是帮忙,这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是干革命的大事业,是时代赋予他这一代年轻人的重要责任,一定要勇敢地承担起来。冯明的态度是诚挚的,绝不像以后当官的那些空话套话,听着冠冕堂皇,其实屁事不顶。当时冯明的一席话说得中学毕业生郑培然满腔热血沸腾,心甘情愿地留在青木川刷标语了,把造汽车的事搁置起来。郑培然的留下当然也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丝个人得失的计较在其中,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事业,交给了刚刚起步的共和国。那天两人在桥上相遇,冯明看到满身糨糊的知识青年郑培然,内心十分感动,他记得郑培然要造汽车的志向,分手的时候拍了拍郑培然的肩说,好好干,革命成功了,国家会送你上北京读大学,学造汽车。
郑培然大声回答,绝不辜负党的希望,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献身。
郑培然的心里确实是很激动的,说献身的话是想到了教导员才牺牲了的未婚妻,那个美丽的女子是被土匪开膛破肚的。教导员能将巨大悲伤强压心底,仍然斗志昂扬,充满激情地干工作,让他这个中学生敬佩。什么是革命者啊,这就是革命者;什么是忘我啊,这就是忘我!所以,冯明在拍郑培然肩膀的时候,郑培然内心竟有一股隐隐的怜悯情绪在生成,这种怜悯情绪和时代的滚滚风雷有些格格不入,在眼神上就有些游离。
从李树敏的“斗南山庄”到青木川中学不长的路上戒备森严,相隔几十米便有军人警戒。为保证公审会的顺利召开,军区做了严密的防范,昨天晚上将魏家甥舅从县上押回了青木川,关在那座旱船式房子的底楼。没有铺盖也没有上路的酒饭,两个人靠墙坐着,也没有交谈,甚至连眼光也没有一次对视。魏家的亲属很知趣,没有谁提出送饭探望的请求;李家的人也四分五裂,七个少爷,死的逃的,全无踪影,所以魏富堂和他的外甥在“斗南山庄”度过的最后一夜就非常清冷寂寞,连惯常在屋内钻进钻出的老鼠那天也不见了踪影。有人说这是因为临死之人杀气太重,动物是有感应的,早早地避了。除了解放军外,直接看守他们的是张文鹤。张文鹤搬了个凳子坐在窗户外边,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枯坐着。
屋外,风声飒飒,泉水淙淙,张文鹤一袋接一袋地抽烟。
十点多钟,解放军领来个剃头匠,给魏富堂和李树敏剃头。魏富堂没说什么,刀子在脑袋上沙沙响,任着剃头匠将脑袋刮得没有一点儿头发茬。到了李树敏这儿,李树敏不干了。李树敏说他从来是中分,只能修整,不能剃光,他不能光着脑袋去见他的娘,让娘认不出。剃头匠像没听见他的话,拽过来,只几下,李树敏的满头乌发便齐齐落地,转瞬间也成了光脑袋。张文鹤没见过光头的李树敏,他觉得很新奇,甚至怀疑这还是不是在青木川镇上晃荡的风流倜傥的五少爷。李树敏抱着光头对魏富堂说看来明日的活儿是要在脑袋上做了,他体面的面孔到时候会被整得面目皆非,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魏富堂说,没有剖肚子就是便宜你了。
李树敏说他情愿被剖肚子。
夜的深处,“斗南山庄”后院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是李家丫头黄花临产,孩子横在产门,死活下不来,叫唤两天了。黄花细胳膊细腿儿,发育不良,一脑袋稀疏的头发,没人喊她黄花,都叫做黄毛。黄毛的爹领着她从外地来到广坪,租了李家几亩山地种,那年竟是颗粒无收,便将黄花送来抵租。黄花一天到晚哭丧着脸,不知怎的竟怀了李树敏的孩子。五少爷三十整,无儿女,黄毛怀上了他的孩子,总是五少爷一份希望,每日地盼着。如今到日子该生养了,五少爷却该上路了……镇上人说这孩子是催命鬼托生,是李五少爷自己给自己种下的克星。本来黄毛应该随着李家的人一起扫地出门,那天是刚看完青木川中学剧社演的歌剧《白毛女》,有谁议论大肚子的黄毛是个“没逃进深山的喜儿”。说喜儿被杨白劳抵了债,黄毛也是被她爸爸抵了债的;喜儿被黄世仁奸了,将孩子养在山洞里,黄毛的肚子也凸起来了……工作组想树个青木川“喜儿”翻身解放的典型,把这任务交给了张文鹤,让张文鹤去启发黄毛的阶级觉悟。张文鹤是本地人,又是成过家的,有些话“好张嘴”。张文鹤去了,没有一袋烟工夫回来了,谈话的结果让大家失望。原来是“喜儿”自愿跑到少爷床上去的,理由很简单,当丫头得干粗话,吃黑馍馍,跟了少爷能吃小灶,有精白米还有新棉袄穿。冯明对张文鹤的谈话不满意,把“喜儿”喊了来,亲自启发是不是李树敏强迫,黄毛说是和他父亲商量好了的,是父亲的主意,没人强迫。这样一来,跟歌剧《白毛女》唱的就不太一样了,杨白劳非但没喝盐卤自杀,反而鼓动喜儿上黄世仁的炕,让喜儿争取当上黄姨太太,不说承袭家产,至少也要争取个衣食不愁的好日子……冯明不好再说什么,让黄毛以后多参加学习,提高觉悟,从此再不提什么喜儿和杨白劳的话。
天交子时,“青川楼”的厨子张海泉端了一盆红烧肘子,一壶酒,踢踏踢踏地走了进来。张文鹤感到惊异,厨子怎会到这森严之地。张海泉说,上路的酒饭是任谁也不好拦的,我厨子不来送就没人给送了。说着向关押魏富堂的小屋瞄了一眼。
张文鹤说,把饭搁下快走吧,说那么多话做啥子,少惹事。
张海泉对张文鹤说,部队的人都同意让犯人吃饭了,你难道比部队还部队?
张海泉隔着窗户将肉递进去,对魏富堂说,魏老爷,我给您做了三个肘子,真正的青川冰糖,您……吃得好了,记着我厨子老张,到了那一边保佑着我……
话没说完,被张文鹤拉开了。张海泉说,拉我干啥子,魏老爷以往没少关照“青川楼”,哪回来了人,都要点我做的肘子,没有魏老爷就没有“青川楼”流水般的进项,人不能没有良心。
张文鹤怕厨子再说出更不贴切的话,连推带搡,把张海泉弄出去了。张海泉边走边回过头冲里边嚷,那酒可是好酒,我刚从老郑家讨来的头道包谷烧!
魏富堂闭着眼睛没有回应。
窗台上的红烧肘子随着黎明的到来溢出阵阵香味,头道包谷烧散发着青木川酒特有的香醇,酒肉的气息在微明的氤氲中流动。李树敏见魏富堂不动,自己也不便动手,但最终还是轻声说,舅啊,吃点儿吧,咱们不能空着肚子走……那边的路是长是短,咱也不知道……
李树敏看了一眼魏富堂,发现魏富堂将额头抵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好像睡着了。李树敏说,舅,你不吃,我就先吃了……
魏富堂还是没有说话。
李树敏走到窗前,拿起盆上的筷子,很仔细地比了比,两根筷子果然不一般长。这是青木川的规矩,给故去人献饭用的箸,必须长短不一,筷头齐了,是犯了忌讳。李树敏苦笑了一下,用不齐的筷子挑起了一块颤巍巍的肘子,小心填进嘴里,细细地品味着,自言自语地说,嗯,是“青川楼”的味道。
李树敏吃得很慢,看得出,他很是珍惜这最后的享用。盆里的肘子已经所剩不多,酒也几乎见底,他最后一次让了魏富堂,魏富堂还是没有表示。李树敏说,老舅,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你恨我,嫌我设了套让你钻。我不洗刷,也不辩解,因为我还不知谁设了套让我钻呢……
见魏富堂仍没有说话的意思,李树敏将罐里的最后一块肉划拉进嘴里,肉汤喝尽,站起身,啪的一声,将肉盆子使劲地摔在地上。盆子清脆的碎裂响声使得魏富堂睁开眼睛,不解地看着李树敏。李树敏说,老舅,这是我给你摔的盆。你上路,有我给你摔盆,我上路连个摔盆的人也没有了。
魏富堂淡淡地说,我不要你给我摔盆,你不是我的外甥,咱们没关系。
看守的兵鉴于李树敏的举止,怕发生意外,提前将甥舅俩牢牢地绑了。
这是那天甥舅俩唯一的一次对话。
天亮的时候魏富堂要求喝水,张文鹤端了一碗水给他。魏富堂的胳膊捆着,只好就着张文鹤的手一口一口地喝。喝完水魏富堂说,文鹤,你是个好人,你屋前那十亩田就是你的了,以后再不要往我家里交租了。
张文鹤说,十亩田土改已经分给我了。
魏富堂哦了一声再没说什么。
事后张文鹤一直暗自庆幸,魏富堂这句要命的话如果提早说一个月,他张文鹤就不是今天的张文鹤了。十亩上好水田,凭这,在山多地少的青木川将他划个富农是绰绰有余的!真摊上个富农的名分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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