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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中最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老帅是英明神武的，是代表了北洋集团利益的，是永远伟大而正确的。所以，一定要听老帅的话，坚定地走老帅指出的道路，只有这样，才会有无比光明的前途。

段祺瑞很欣慰，他是深知老帅的行事方式的，袁世凯待部下能抓人心，但却不信人，还颇疑忌人。他通常的做法便是派甲去监视乙，另以丙去尾随甲之后以监视甲的行动。

袁世凯连对最心腹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无时不用心机，就以再在的局势而论，袁世凯的做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也并不全告诉他们。前些日子还得到命令，要猛击革命军，现在忽又要停战讲和，难怪冯国璋有些莫明其妙，觉得老帅有点不对劲呢！

“良弼在此，联络很不方便，等他不在了，老帅会送密码本给你，就不用我跑来跑去了。”段祺瑞将最后的事情告诉了冯国璋，那意思就是说，只有把除掉良弼这件事办好，你才能成为袁世凯真正的心腹，和他平起平坐了。

冯国璋会意地一笑，连连拱手谢道：“芝泉兄，多谢你的指点，这点小事，我保证办得利利索索。”

……………

天津英租界，袁世凯并未立即动身前往信阳，而是还在这里运筹。

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进展不顺，这对袁世凯的既定计划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本来他是想先给革命军点颜色看看，借此自抬身价，并通过他所派人员在南方的游说，使革命党能接受谈和，并取得对他个人有利的条件。

可计划没有变化快，鄂省战事现在已然形成了对峙局面，北洋军并未占据上风。可继续打下去，面对源源不断的各省援鄂革命军和反正的海军，北洋军势必有一场苦战。而且即便竭力打下武昌，对革命的前途也不会起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他不得不以保存北洋军实力为要，暂缓对革命军的压力，而专心从清廷手中夺取北方的军政大权。

然而，谣言和舆论总是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他，阻碍着他的行动。一方面革命党的报纸痛骂北洋军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和奴才，激起革命党，特别是北方革命党对他的仇恨和愤怒；另一方面，一些小道消息也在不少报纸上传播，它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袁世凯如何派人与南方革命党谈判，南方革命党如何虚位以待，他袁某人又如何要以推翻满清朝廷作礼物，获得高官厚禄云云。

而且，这些报道并不全是凭空捏造，连他派至上海的梁士诒的姓名都被公之于众，但也不全部是真实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半信半疑。但就是这种云里雾里的效果，更加让他难以分辩，使清廷对他的猜忌越来越深。促他起身的圣旨不断来到，而且直隶的毅军开始向京城调动，这都是明确的信号。

革命党，革命党啊！他们在步步进逼，逼着他要么替朝廷实心卖命，要么与朝廷彻底决裂。但即使他想做曾胡左李，挥军与革命军死战，就能打消朝廷对他的疑虑吗？

且不说以四镇之兵，纵然有战斗力，也不过动摇武汉，取湖南已不易，想横扫南方十几省，有如痴人说梦。即使真的打胜了，又能如何，这就是用脚就想，也知道是什么结果。

狡兔死，走狗烹，到时候，他要么一死，要么苟且偷生，担惊受怕地度过余生。而要与朝廷彻底决裂，自己现在能完全控制的只有四镇之兵，朝廷还有禁卫军，还有毅军，还有乱七八糟的巡防营。一旦火并起来，革命党驱虎吞狼之计就得逞了。

高啊，革命党哪位高人在设计这个连环局，从一开始便似乎预见到了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一步一步，巧妙而又缜密地将他的路堵死，只给他留下了一条。

事到如今，只好先看列强各国对朝廷和革命军施压的结果，还有派至南方的谈和使者的收获了。

袁世凯抬头望向窗外，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平津一带的革命党已经扬言要刺杀他，除掉革命的障碍，一举推翻满清。他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因为他知道，这些革命党人有不少亡命之徒，只要有一个任务，牺牲自己的性命是毫无所惜的。（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二章国际同情，政府令

现在南方的主要省份，几乎都脱离了清廷的统治，只不过有的还比较乱，有的却在复兴会的切实控制之下，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

而原本是南下剿灭乱党的湖北第八镇和北洋第五镇则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革命一经发动，陈文强便断绝了武器弹药的供应，这个时候两镇清军才发现之前的节节推进，以及频繁的袭击和骚扰都是革命军有意为之，其用心便是消耗清军的弹药。

因为完全没有料到陈文强的反叛，两镇清军根本没有节省弹药的打算。一下子被断绝了物资供应，革命军又不断出击，规模不大，却加剧了清军弹药的消耗。很快，第八镇的统制张彪和第五镇的统制张怀芝便发现，在人数上，当面的革命军只有本军的半数左右，但在火力上，弹药充足的革命军却越来越占有优势。

对这两镇清军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于心理，广东、湖南、湖北的光复，可以说是把他们都隔绝于西南一隅，不管他们还能收复多少革命军原来占的地盘，对整个大势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孤军就是孤军，粮饷还能勉强就地筹措，可弹药却是越打越少，最后就是枪枝如同烧火棍，兵员还在，又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想冲杀出去，方向又是哪里呢？当面的敌人牢牢地粘着，沿途还有敌人节节抗击堵截，转战千百里的下场不用多想也知道。

在这样的困境下，湖北第八镇的统制张彪率先表明了态度。他在接到了湖北方面的劝降信后，苦苦想了一夜，终于做出了决定，举旗反正。

张彪的家人和家产已经落入革命军之手，第八镇闻听武昌光复。已经军心不稳，更有党人鼓噪，连军官都不敢强硬弹压，只是极力笼络。张彪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以说并不意外。

稍微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张彪还想着借机发达，他宣布起义后便率兵回返。攻取昆明，擒获了接替锡良的署云贵总督瑞澂，砍下人头，撒上石灰装入木盒，派人送往广州。在张彪看来，既要表明心迹，那投名状是不可少的，他对革命的理解就是杀满人。送上投名状之后，张彪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自任大都督。

对于湖北第八镇的起义，革命临时政府很快就表示了欢迎，并派出了政务官员前往昆明，只是对张彪这个自封的大都督不置可否。

明眼人都能看出，张彪自封大都督不过就是过个瘾罢了，他手下的湖北兵都想着回家呢，谁会替他卖命。他想着占据一块地盘，当个土皇帝。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临时政府的态度也表明了这一点，暂时迁就。以后腾出手再收拾张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张彪率第八镇起义反正，西南局势便一下子翻转，只剩下北洋第五镇在桂林、南宁孤掌难鸣。但张怀芝不敢易帜，也不敢再主动出击，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只好就地窝着。等待北方的消息或命令。

好在这种彷徨无措的煎熬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袁世凯的使者便带着秘信由革命军护送来到了桂林。信的内容很简单，让他静待转机，不可妄动。

袁世凯既不想让第五镇被消灭，也不想让第五镇易帜以影响整个北洋军。他要把这支部队作为谈判的筹码，力争使他苦心训练的这一镇人马安全回到北方。

这样一来，陷于西南的两镇清军便基本上被解决了，革命军可以抽调出更多的兵力，一部入川，一部进入江西，一部进入福建，扩大并稳定巩固自己的地盘。

革命固然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在华夏大地绵亘了近五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这无疑是重大的历史进步。但这一巨大的震荡也迅速波及了广大地区，一些不逞之徒，趁着混乱局面，到处兴风作浪，为非作歹。

……守卫军府每一道门的士兵，身穿圆领窄袖的长袍，头戴的是四脚幞头，前面还扎了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之类，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来的……

……又见市井青年，身着青缎武士袍，头戴青缎武士巾，巾左插一朵红戎花，足穿一双青缎薄底靴，同舞台上的武松、石秀一样打扮，大摇大摆，往来市上……

象这样以为革命是反清复明的人们所造成的景象并不奇怪，虽然怪异，但危害不大。最可恨的是盗贼蜂起，打家劫舍，使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

乱象丛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是不能消灭，并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的。而复兴会调动兵力，除了剿匪平乱、稳定秩序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便是威慑压制各省的军队，尽量多地控制南方省份的军权。

浙军、赣军、闽军、苏军……虽然各省都通电独立，响应革命，但这些由新军转变而来的部队，却并不是全都可靠，也并不是都听命于临时政府。有不少军官自恃武力，打着革命的旗号，却不是干着革命的事业。

当然，尽管有种种乱象，但大形势还是越来越明朗。革命运动席卷南方，立宪派倒戈相助，已经不是清廷，或者是北洋军能轻易镇压的。这一点，不光是国人，连洋人也明白。

……………

中华共和国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宋复华当初临时主席的消息一经传出，光复地区可谓是一片欢腾。

南方各省或举行各界集会，或张灯结彩，或提灯游行，以示庆祝。海外侨胞则是“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旧金山、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地，由复兴会各支部组织，当地华人纷纷举行集会游行，一方面庆祝祖国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向各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任何列强不要干涉中国人民自主选择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努力。并要求列强政府尽快承认中华共和国。

复兴会赈灾委员会刚刚在此之前发起了请求国际援助活动，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慈善团体和个人的关注和支持，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形象。现在更是借临时政府的成立，掀起了社会舆论的，对列强政府多多少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热烈。

出于对民主价值观念的信仰，美国民众和舆论表达强烈的声音，他们热烈欢迎用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认为这是一场受美国价值观念和理想影响的革命，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美国革命”，憧憬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

波士顿《电讯报》欢呼革命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领导的革命；圣路易斯的《全球民主报》认为中国的革命，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华盛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国的实现；华盛顿《时报》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新闻》杂志，则赞扬中国人民和他们领导人的能力；《美国亚洲协会杂志》将革命看作是“中国复兴过程中一个必然的事件”；《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将广州临时政府的成立，比作美洲的发现、罗马帝国的灭亡；纽约《商业》杂志称“这是所有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

此外。圣路易斯《邮报》、圣保罗《先驱报》、纽约《商报》和其他许多报纸都希望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在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教会也对革命普遍持赞成态度，他们认为革命标志中国的觉醒和对进步的追求，希望革命的成功将有助于基督教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