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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3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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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文强所说的某些人，便是指的同盟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因为失落或其他的原因，总是想制造点麻烦。比如汪精卫、胡汉民。
张静江其实与同盟会成员并不熟悉，但现在到底属于同一团体，好话还是要说几句的。
“他们并无对抗临时政府之意。”张静江解释道：“只是对于和谈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陈文强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南北和谈是已经确定的事情，甚至连和谈的条件都已经拟定完毕。破坏和谈或者是想借和谈捞取利益，都不会得逞。因为谈判也是双方实力的角逐。同盟会，不行。
就目前国内的政治势力来看，以复兴会为首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有和谈的基础。
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复兴会比较激进，更激进的则是同盟会。
复兴会虽然激进，但长久以来的经过陈文强、宋复华的灌输教育，也不是要引发一场无限革命，而是有原则，有节制的。
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便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有些人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有“痛打落水狗”心态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如同盟会，调子就越唱越高，叫嚣着大举北伐，犁庭扫穴，以建全功。他们没有看到，或是假装没看到南方光复各省的乱象，临时政府拼尽全力所作的工作（赈灾，编练新军，遣散民军，剿匪缉盗，维护治安等等），财政紧张等等状况。
革命到底的调子喊得高，同盟会却鲜有能帮助临时政府的地方。尽管这些激进而盲目的口号并不是从北辰嘴中说出的，但他的默许态度却还是暴露了心理活动。
同盟会这种独行其事的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是激起了本来就与它矛盾很深的革命团体的反感。比如光复会，陶成章和章太炎便写文批评，要同盟会与临时政府保持一致，哪怕是暂时的，北方的袁世凯才是目前最主要的对手。
宋复华也发表了文章，声称要使这次南北和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一个先例，并应该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人们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而在清帝宣布逊位后，宋复华还刊文赞扬了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识大体、恤民情的明智之举，并重申了善待旗人的政策。
而到了现在，和谈不仅仅是复兴会所倡导、主持，还得到了联合阵线中大多数团体的支持，以及宪政派的赞同。迅速恢复国家稳定，转入和平建设。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宪政党人虽说是党人，但他们似乎是松散的志同者，他们的理想是推进宪政，而在实践中则更注重和实力派的革命党、袁系合作。不仅是宪政党人，还有很多革命团体也期望着和平，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就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意思是，既然革命成功了，那么那些革命党就该取消了，否则就会成为利益集团。
和谈是大方针，但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职，当然会有很多的非议。袁世凯本身是一个没有接受民主思想的封建官僚，他能够适应在民主体制下对他的权力的束缚吗？这或许是人们共同的疑问。
好制度和好皇帝，二者不能兼而有之时。复兴会联络、沟通了多数党派，退而选择前者。
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确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宪政作为艰难而长期的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对于共和国来说却是必要的，即使有残缺的宪政，也比裸的废弃要好。
陈文强不知道袁世凯是否能够遵循共和，或者说是始终能够遵循。但他相信制衡的力量。妥协是肯定的，但革命党联合立宪党。力量要能控制袁世凯的野心，使袁世凯始终处在制度的羁绊下。
………………
最后的和谈，是两位高层直接的面对面。时隔多年，陈文强与袁世凯在天津英美租界再次见面了。
大头，陈文强一眼便看到了醒目的标志，满脸笑容地加快了脚步。
“袁先生。劳你久候了，真是抱歉。”陈文强抢先伸出了手，笑着说道。
“文强舟车劳顿，为和谈如此奔波辛劳，袁某迎候是应当的。应当的。”袁世凯堆起笑容回答道。
“推翻满清，袁先生功不可没。”陈文强很客气地说道：“而且，袁先生的经验和阅历，正可为陈某等年轻人提供有益之指导和帮助。”
袁世凯晃着肥大的脑袋，苦笑道：“我已经六十岁了，满身是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看着你们大展拳脚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看这话要颠倒过来说才对，陈文强腹诽着，不过脸上还要挂着真诚的笑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袁先生身体壮实，正是为国效力之时，岂能功成身退？”陈文强松开了手，将目光转向袁世凯身后的几个人。
袁世凯急忙给他作介绍，杨士琦，胡惟德，赵秉钧——
嗯，这家伙是赵秉钧？陈文强不由得停了下来，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
“……智庵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袁世凯没有留意陈文强的举动，继续介绍道：“此次鼓动天津巡警参加革命，于稳定天津局势功不可没。又率五百巡警赶赴京师，协助维持治安。”
陈文强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原来是一位警务专家，正是国家稳定急需的人才。袁先生，你倒是找了几个好帮手，看来是准备要大展宏图了！”
“哪里，哪里。”袁世凯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政府唯才是举，用与不用，要由政府决定才是。”
“是人才，焉有不用之理。”陈文强见这边的已介绍完毕，笑着说道：“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等到了住处，我再给你介绍诸位同事。”
“也好，也好。”袁世凯巴不得这样，赶忙伸手相请。
马车早已准备停当，陈文强走到车前，笑着回头，说道：“袁先生，可愿与兄弟共坐一车，随便谈谈心。”
“文强相邀，袁某求之不得。”袁世凯急忙笑着走过来，单独商谈，这也是应有之意。
车内两个人细语倾谈，却心思不同。而且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比如家庭出生、教育背景、个性气质、行事风格等等，都是截然相反的。
陈文强所受的基本是现代教育，或者说西式教育；袁青少年时期读过一些儒家经典，但总的来说，学识是弱项。陈文强走的是一条特殊之路，长久潜伏，以推翻清廷为目标；袁世凯投笔从戎，效力于政府军中，步步高升。
边说话，陈文强边重新打量和思虑着这位枭雄，力争从外表到内心，重新进行估量和评价。
袁世凯是典型的中原人，雄壮沉稳，大音细声，长于行动。袁世凯干练果决，工于心计，少言多做，尤其擅长事务。袁世凯务实刻板，重视纲常准绳，生性多疑，城府极深，精通驭人之术。袁世凯对新事物往往是谨慎的欢迎，大多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说实话，袁世凯并不喜欢革命，他注重维持社会秩序，强调纪律，但在体制内可以使用手段、通权达变。袁世凯平生基本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志满意得，只在后期遭到了一些挫折。现在呢，迫于大势和自身的利害关系，要和谈了，他最在意的是大总统无疑。
“国家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袁世凯缓缓说道。
“要救国，必须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物力，同时改善民生。然政治亦不可缺，当同步进行为好。”陈文强说道：“没有清廉精干的官员队伍，没有施政为民的思想，则惠民政策也会变成害民之举。没有压力，何有动力？正因为国家内忧外患，才更容易唤起全民意志，以举国之力行复兴之事。”
“精僻，新意。”袁世凯对陈文强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正如历史上他曾对孙中山、黄兴所做过的一样。而与孙中山彻夜抵膝长谈，腹中没有足够的治国安邦的“干货”，谈话是无法继续下去的，更别说有十几次之多。
陈文强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感冒，尽管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也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但他心中的警惕丝毫不减，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远不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对手，可现在是自己在主导和谈，自然要另当别论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六章探悉其心，嬉笑怒骂
不要说探悉人心的能力，就凭自己了解各种政治模式，深晓民主政体的精髓，知道世界的潮流所向，更精通经济手段的运用，熟悉议会党派之类的手法，善于引导和掌控舆论、争取民心。而习惯于传统的体制下种种政治手段的袁世凯却不懂现代政治，他的传统手段往往管用于眼前，但却见绌于长远。
“中国现在虽然还算不上法治国家，但应该是‘追求法治的国家’，民主、法治、共和、宪政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独裁、特权等封建的一套早已不得人心，人人厌恶之、唾弃之、声讨之。至少在中上层，人们都知道共和国是全体公民之国，已不属于一人一家一姓，‘朕即国、朕即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总统也不是皇帝，总统也必须守法遵宪。”陈文强半是解释半是警醒地说道：“谁想倒行逆施，人民会起来推翻他，唾弃他，舆论也会轰死他，结果只能是遗臭万年。”
袁世凯心中暗惊，但脸上依然是笑意盈盈，还轻轻点头表示赞同。
陈文强似笑非笑地继续说道：“时代不同了，政治规则也变化了，不能适应新规则，只能被判出局。袁先生，有没有加入复兴会或重新组党的想法啊？”
“我——能入会，还能重新组党？”袁世凯疑惑地看了看陈文强的笑脸，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以政治思想的分野为基础，硬拉当权的政府官员入党，甚至是袁世凯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在复兴会内并不是没有提议，很多人认为这也是一层限制，一个制约的手段。如果袁加入复兴会，他便要受到党纲宗旨的制约。不能为所欲为。
这种提议和做法比较象历史上国民党的组建初期，酉些领袖居然把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前清官僚、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和各部总长等所谓“国务员”拉入国民党，然后心满意足地宣称已组成了“国民党内阁”。甚至黄兴还挽袁（世凯）为国民党领袖。袁世凯则遣杨度入党，觇虚实。杨度以变更政党内阁主义为条件，国民党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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