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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一直认为中国是上国，是强国。如狼似虎的中国军队退出越南，阮朝当然就谢天谢地了。更不用说中国打跑了野心勃勃的法国人，挽救了越南的阮朝朝廷。
　　可这条约一旦签订，中国就深深插手到越南国内。越南千余年来被中国统治，然后找机会摆脱。再被中国统治，再找机会摆脱。现在明显又进入了一轮这种循环，此种局面比割地赔款更加可怕。但是不签署又能如何？看着阮朝朝廷这些神色紧张，一言不发的臣下，嗣德帝阮福时实在是看不出还有别的办法可行。
　　在城外的中国驻地，外交部长李新正在和随行的商务部南海司司长楚关天谈论着此次的事情。如果条约签署，楚关天就得常驻越南。虽然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工作，辛苦却是一定的。特别是从南京这座现在亚洲排名前三的城市出来，在顶多接近中国普通府城水准的顺华常驻，真有种下乡支农的感觉。
　　两人对协议签署并不担心，越南已经被法国人吓破了胆。他们真敢不签，中国就真敢灭了阮朝。所以两人谈论的是中国最后一次建立交趾郡的往事。
　　1407年，胡季犛父子被俘，同众多胡朝的文臣武将一起被押送明朝的首都金陵。胡姓王朝覆灭，陈姓王朝又没有近亲。而安南王国故地从公元前二世纪时起，就是中国疆土。于是，中国宣布撤销安南王国，改称交趾省，管辖十五个府，四十一个州，二百一十个县。这个从十世纪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国土，经四百余年的隔绝，再回归祖国。
　　可是，不幸的是，明政府带给新交趾省的，却是腐败的统治。第一是地方官员，大多数来自邻近广西、广东、云南三省区，只不过略识文字，他们冒险深入蛮荒，目的只有一个：发财。第二是宦官，监军太监马骐，是事实上安南军区的太上司令官和交趾省的太上省长，他对人民施展不堪负荷的勒索，仅孔雀尾一项，每年即要一万只。如果数目不足，他就把交趾人逮捕，并残酷地拷打。交趾人无处申诉，最终形成了官逼民反的形势，叛变纷起，遍地战斗。
　　新中国的文治水平越来越高，那些历史资料整理逐渐上了轨道。牵扯到外交事务，只要有需要，立刻就能拿出大摞的历史记载出来。阅读这些资料则是工作流程之一，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对于未来，商务部的人倒不是那么好战。经济这种事情不是单纯靠战争就能解决。经济部之所以对韦泽忠心耿耿，不是因为韦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功绩，而是韦泽的确指出了经济问题的方向。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扩张领土最好是地广人稀的地盘，例如关外直到黑龙江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可以大量移民，可以建起完备的基层体系与税收体系。分分钟钟都是钱。
　　越南这种人口众多的国家，吞并之后需要投入的资源太多。而不投入的话，又难以有产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让越南的现政府成为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中国逐步控制越南的政治与经济。即便是真的考虑吞并越南，也要等到那时候才行。
　　李新认为贸易的通畅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杀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地方豪杰”。这帮豪杰中大部分人不是明抢的土匪，而是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乡贤。他们的态度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凡是经过这些地方的各种商务活动，这帮乡贤基本都会拿出各种要求分杯羹的理由。
　　韦泽在党内针对地方问题反复强调两件事，第一件事，绝不允许旧势力的文人重新回到中国执政行列里面来，政府工作不能依靠地方势力。第二件事，封建制度必须摧毁，从宗族文化到画地为牢，决不手软。
　　这些乡间的乡贤被处理掉，城市内的这种黑社会在疾风骤雨般的严打整肃一空，整个社会不仅没有因此而动荡，反倒是秩序井然起来。市面充满活力，又没人敢捣乱。民风不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工厂上班的人员下班之后走夜路是不用担心遭到打劫。
　　李新出身徽商家族，对于徽商被各地官府以及民间封建割据力量的刁难听过太多。在商务部工作之后，李新明白了韦泽并不是用一套新的封建制度替代旧有的封建制度，而是用工业化的新制度完全替代旧有的封建制度。随着这种理解，李新成了韦泽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而这种忠诚与努力工作也得到了回报，李新一步步迈上了商务部部长的位置。
　　封建制度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画地为牢的东西被各种理论、制度给合法化。就如同商业行为一样，本来一个买卖供需的关系，政府要负责的是买卖本身的合法性，在买卖的执行中不能出现强买强卖的问题。买卖要纳税。可封建制度不管这个，封建制度就是老子的地盘老子说了算。什么条约，合同，我认了你就存在，我不认你就不存在。
　　李新的徽商家族对这种制度恨之入骨，李新从小就知道做买卖会被各种刁难，加入了光复军之后经过学习和实践，他才明白这种刁难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原理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李新现在是外交部长，面对自己的前部下楚关天，李新还是要努力把事情讲述清楚的。
　　这些日子以来，楚关天也弄明白这些。他问李新，“李部长，你觉得阮朝会极力抵抗我们的新制度么？”
　　“你千万要弄清楚这种制度性的问题。我是坚信，阮朝的朝廷就和咱们中国那帮对封建制度无比坚持的乡贤一样，咬着屎厥打提溜。他就算是服从，也只是害怕我们的军队，而不是真的愿意采取和我们一样的新制度。”李新认真的对这位财政部很看好的年轻人讲述道。
　　“那我具体怎么做？”楚关天问道。
　　“具体工作中央会给你指示，不过具体执行，我的建议是，做事要不厌其烦，每个环节都要能把握。不要怕失败，但是绝对不能得过且过。”李新只能这么讲述，因为他其实也不知道阮朝到底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第308章　经济危机（十五）
　　马叔最早是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中国和越南签署了《顺化条约》，法国在越南吃了大亏的消息。
　　1840年之前，欧洲上层报纸对中国的评价是“神秘的中国”。1840年到1860年，欧洲的评价变成了比较蔑视的态度。从1860年之后，至少英国报纸开始用敌视而不是轻视的态度来对待中国。
　　中国在欧洲设立使馆，也进行了一些文化推广活动。中国留学生到欧洲各国留学，中国商人乘坐中国自己建造的蒸汽轮船抵达欧洲，整个欧洲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例如法国这次遭到了中国的打击，欧洲的普遍看法是法国试图入侵中国的属国越南，遭到了中国方面的迎头痛击。法国在东方扩张的目的失败了。这届法国内阁倒台已经成了定局，不过欧洲国家普遍怀疑法国会不会以变本加厉的继续和中国打仗。
　　若是法国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大陆损失两千人，这可是巨大的轰动性新闻，而法国遭受中国的打击，损失了两千人，欧洲也就是等闲视之了。甚至有些立场极为右倾的报纸提出了“白种人之间的内战何时能终结”的神奇观点。
　　在这个殖民主义最后的疯狂期，伴随的是种族主义的兴盛。所以欧洲对中国的讨论初期的问题居然是“中国是什么人种”。在十八世纪，把人类分为“红白黄黑”的人种学在欧洲诞生了。白色在欧洲有纯洁高贵等美好寓意，而黑色相反，所以欧洲人被划为白种人，非洲人被划为黑种人，而被认为文明程度介于欧洲和非洲之间的东亚人，被分配了“黄种人”——黄色带有忧郁、贪婪、病态等寓意。中国并不讨厌“黄种人”的称呼，最大原因是中国其实不清楚欧洲人种学的真正意思。而且黄色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是一种尊贵的颜色。
　　当欧洲真正看到数量较大的中国人之后，他们发现除了数量比较少的北欧人之外，中国人的肤色普遍比南欧甚至法国那边的人都要更白皙。加上中国人皮肤肤质比欧洲人好很多，这就让欧洲兴起了一股讨论，“中国人该不该算白种人。”
　　既然欧洲人认为白种人属于工业发达国家，有着不逊色于欧洲工业的中国，有着比大部分欧洲人更白皙皮肤的中国人，某种意义上就该是白种人。否则，白种人就成了比黄种人更低档的存在了。到了1870年左右，那些比较种族主义的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其实是“浅色白种人”的说法。
　　法国人当然是欧洲人眼中的白种人，但是当中国也被认为是浅色白种人之后，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战争就变成了“白种人之间的内战”。不仅是中法冲突，还有中俄冲突。工业国之间的战争会让工业国的人感到真正的危险。
　　马叔当然不会相信人种说这种无聊玩意儿，他完全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影响。因为海运能力的问题，欧洲与中国有直接面对的国家都遭到中国军事进攻或者军事威胁，他们对中国的反应更现实。至于那些和中国没什么特别联系与冲突的国家，对中国的想象就非常的浪漫。
　　马叔实际上欠了中国很大的人情，即便是身为德国人，他也知道自己如果有机会见到韦泽，是必须说谢谢的。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叔曾经请求中国出面救助。中国的确出面救助。1871年6月中旬亲自见到逃出法国的巴黎公社失败者后，马叔才知道中国在欧洲并非没有影响力。这些失败者们是在德国军队安排下逃出法国的，相当一部分是德国军队从法国反动军队手中要出来的，为数不少的人甚至是被德国军人从刑场上救下来的。
　　尽管这些巴黎公社的成员内心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情操，对于德国人有着铭心刻骨的仇恨，不过他们面对这些拯救他们生命的德军，至少保持了最起码的礼貌。
　　中国方面并没有隐瞒自己出手拯救巴黎公社成员的事实，有中国方面在前面顶着，瑞典也方便出手。德国当然不肯把这些共和主义者留在本国，如果这帮激进的共和主义者是德国人，他们就会被德国政府投入监狱。
　　既然中国做出了表态，愿意接纳这些成员的国家也不是没有瑞士倒是很愿意接纳这些人。法国为了恶心英国人，还把不少逃去英国的巴黎公社成员强行塞给英国。运输船上没有食物，负责押运的法国军人以“防止乘坐人员冻坏”为理由，给这些人狂灌烈酒。把这些衣衫褴褛的公社成员扔上英国码头的时候，他们满脸肮脏破衣烂衫，因为酒精的作用，这些巴黎公社成员行动如同醉鬼，看着就令人厌恶。英国虽然抗议法国人的行径，却也接受了这些巴黎公社成员。
　　有瑞士和英国的例子，又有瑞典带头，北欧国家也接纳了不少巴黎公社成员。甚至连刚统一的意大利都表示愿意接受一部分巴黎公社成员。
　　历史上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了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了一个多月，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普法战争中，战死的普鲁士军也不到3万。
　　当时有名记者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