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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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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厣畚⑵锍Ｊ蹋髁昙土廖惺榱睿蛹挖煳惺榱睢Ｍ保搪窖分螅月娇埂⒙娇淼慕笞逍律煨淙宋锟荚诰律险嘎锻方牵庠诤艽蟪潭壬鲜芤嬗谖夤敌械氖老毂啤Ｂ窖纷浜螅娇挂越ㄎ湫Ｎ荆傲煅分谖迩恕薄Ｒ院笪炔缴仙了镄萦腊捕辏ü�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此外还有陆胤为安南将军，督长江下游的虎林地区。3人均手握重兵，是吴国军方的实权人物。这一时期的江东大族，不仅政治势力有所恢复，而且由于握有军权显得后劲十足。
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上台。由于孙休亡时，“蜀初亡，而交趾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吴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于是由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等迎立年龄稍大、名声较好的孙皓。孙皓虽由濮阳兴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受到江东大族的拥护，因为孙皓是在二宫之争中遭受废黜命运的太子孙和的长子。孙和当年曾受江东大族的鼎力支持众所周知，所以立孙皓为帝，恐怕更符合江东大族的意愿。
孙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残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阳兴和张布都被他杀害，淮泗集团的后备人才本就缺乏杰出之辈，孙皓的所作所为更加剧了这种现象，江东大族的势力再次得到扩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孙皓即位后，陆抗迁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荆州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再有陆凯，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间，多次上疏直斥孙皓的诸种昏庸，辞语激烈。以孙皓的为人，如果不是因为陆凯身后有强大的陆氏家族，10个陆凯恐怕都不够他的杀戮，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已扩大到了何种程度。
和孙权一样，孙皓也面临着江东大族势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权在位时励精图治，吏治较为清明，国家通过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国有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还有足以与江东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团可供凭借，所以完全可以对江东大族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孙皓在位时则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经基本废除，国力大不如昔，孙皓本人又毫不顾惜民力，肆意妄为，“（皓）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已没有实力像孙权那样正面向江东大族开刀了，只能从侧面对江东大族进行削弱。例如，孙皓对陆抗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又迁都武昌，试图远离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的建康城，还将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贺邵处死；陆凯生前，孙皓不敢动他，在他死后，孙皓将他家属流放建安。
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令江东大族最终心寒的不是孙吴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和抑制，而是末帝孙皓的昏庸残暴。对给了他们财富、地位的孙吴政权和英明之主孙权，江东大族仍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回答吴国何以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指出吴国“四州之地”，所谓“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国原因归于孙皓的委婉说法。在陆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孙皓的昏庸残虐，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孙吴国家当然可以赖以存焉，江东大族也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陆机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吴人心态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名传千古的《辨亡论》中才会蕴含着深切的故国之情、亡国之痛，对曾经抑制和打击过他们的孙权，拳拳缅怀之情也溢于词语之间。
综上所述，江东大族在孙吴基层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孙吴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从孙吴独霸江东，并进而与魏、蜀争霸的角度来看，江东大族的日渐强大会对孙吴国家构成一种威胁。立国之初，为取得各种社会势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尽量扩大社会基础，孙吴君王可以分出相当部分的权力与大姓分享，但随着基础的稳固，孙吴君王就逐渐无法容许大姓对自己皇权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认为，孙吴政权与江东大姓的关系实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第六章 “八王”其实可以很和谐
说到结束三国战乱时代，一统南北，且缔造了繁华的“太康之治”的西晋王朝，后人的反应，恐怕首先都是一声叹息。这么一个曾经强大、繁荣的王朝，居然在统一中国仅仅37年后，说完蛋就完蛋了。
当然，西晋不是随随便便就完蛋的，西晋的统一只有短短37年，在这仅有的37年时间里，其中16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八王之乱。这场几乎卷入当时西晋所有拥有军队的诸侯王的战乱，使国家元气大伤，人口大量减少，内迁的匈奴、羯族、鲜卑等政权也纷纷起事，反对西晋的统治。结果就是短暂统一的西晋，国家分崩离析，西晋王朝灭亡，东晋王朝南迁江南地区，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原本经济发达的中国北方，则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三国演义》中津津乐道的“三国归一”，就此成为泡影。说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乱，历史学界公认的看法，就是起于“八王之乱”。
所以，西晋灭亡的剧本，也就很简单了。自己人打来打去，最后成全了外人，把国家都差点打没了。那么，为什么贵为西晋宗室的司马家贵族，会争相介入到这场战乱之中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场战乱的整个过程里，是否有避免其发生的可能呢？
西晋时代的“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会被简单地认为是西晋王朝的8个诸侯王，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数量就不对，“八”只是个笼统的数字，卷入这场战乱的具体诸侯王，要远比“八”多得多。先说主要的8个王爷。包括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囧，长沙王司马攸，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皓，东海王司马越，这是这场战乱中相继介入的主要8个王爷，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梁王司马彤，淮南王司马允，范阳王司马彪，南阳王司马模，吴王司马宴，东安王司马繇，新野王司马鑫等人。这场爆发于公元29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306年的战乱，几乎把西晋帝国直接打入了深渊。可以说，是司马家的子孙们，通过这样一场自相残杀，亲手把他们家族辛苦创立的西晋帝国，送上了分裂和灭亡的不归路。
那么身为司马家的子孙们，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和介入这样一场内战呢？为什么在这场暴乱之中，所有手握重兵的这些王爷们，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破坏者，去毁灭祖先留给他们的江山呢？
【一】
“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后人的反思，多集中在晋武帝司马炎立储不当，导致诸王纷纷介入这场争斗，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乱。但实际的原因，却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可以说，早在司马炎以及他的父亲司马昭开始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时候，祸根就已经种下了。
司马家族对曹家的夺权行动，始于公元249年，那时候司马懿父子为了把持大权，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之后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血腥屠杀忠诚于曹魏集团的各类政要们，到公元261年杀掉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嵇康为止，13年里大批的精英阶层遭到屠杀。这段时期的中国北方，特别是上层官员们，其实是生活在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司马家族深知，仅仅依靠血腥屠杀，是不可能继续他们的统治的。所以在大肆排斥异己的同时，司马家族也开始了对当时世家大族的拉拢，对于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更是极为优容，可以说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在司马昭把持大权时期，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度，用来封赏各类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这些爵位的俸禄、赏赐，远远超过了曹魏集团当政时期。到了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司马家族夺权已经完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对于世家大族更是极力笼络。司马炎这个人，性格非常宽厚，对在司马夺权中立下大功的权臣们，回报更多。如他身边的近臣谋士贾充，在司马炎登基的第一年，就被册封为车骑将军，加封鲁公，成为权倾朝野的重量级官员。而另一大将何曾，则被加封太尉，封郎陵公。这等于给所有的世家大族一个信号：只要支持我，就有很多好处。这些人，不但在地位上极尽荣宠，在法律上，司马炎也很宽容。这些早期帮助司马炎夺权的重臣们，都是一些劣迹斑斑的人物。比如他最宠爱的谋士贾充，最大的爱好就是结党营私，而且善于制造党争。他和侍中任凯不和，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把西晋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对此司马炎也很纵容。另外一件很“雷人”的事是立进县令刘友，尚书山涛以及中山王司马牧等被揭发圈占稻田，这3个人里，山涛是司马炎的亲信，司马牧是司马家族的宗亲，可以说都是司马炎的自己人，只有刘友和司马炎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刘友遭到了严惩，司马牧和山涛则一点事都没有，如此偏袒，自然引得朝野一片哗然。可以这么说，从立国早期开始，西晋的腐败就非常厉害，全然没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建国早期吏治清明的景象，这样一个政府，注定是短命的。
司马炎时代，国家在腐败问题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各类世家大族竞相作恶。都说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阶层垄断政权的门阀时代，其实门阀制度的迅速膨胀，就是从司马炎在位时期开始的。那些世家大族们，在司马炎之前，尚且能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司马炎之后，就愈发肆无忌惮。甚至司马炎本人也带头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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