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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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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后世许多人都在赞叹拓跋宏“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整个北魏王朝的逐渐汉化，是一个北魏王朝从建立开始就在延续的过程。而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则是北魏王朝发展到拓跋宏这一代，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做出来的选择。无论这时期的当政者是谁，只要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这方面，都不得不有所动作，因为这是关系着整个政权生存的大事。
所以拓跋宏亲政之后，大规模的改革随即开始了。首先是公元492年，拓跋宏通过讨论“轮次”，确立了北魏政权的合法性。所谓的讨论“轮次”，就是认定北魏是继承了西晋政权的“正统”，这种行为自五胡十六国以来，可以说是首次。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帝王，重视自己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他们往往认为，占有了就是自己的。但是北魏不一样，拓跋宏认定了整个北魏王朝，是代表中原王朝正统的王朝，也就认定了鲜卑民族不再是外来民族，而是生活在这个中原大地的本土民族。这是北魏笼络中原士族的重要一环，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往往采取相同的方式，来确立自己入主中原的合法性。
仅有“合法性”显然不够，拓跋宏的另外一步，就是迁都。比起简单的“继承”来，迁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迁都牵涉到整个北魏皇族的集体利益。牵涉利益纠葛多，阻力也就大，连拓跋宏的儿子太子拓跋恂也反对这个主张。北魏的都城原先在山西平城，这里是北魏的边境，是防御北方柔然民族入侵的重镇，常年战乱比较多，北魏在这里驻扎边兵，防备柔然入侵，长期以来地位甚高。统帅当地军队的军阀，也在北魏朝廷有着崇高的地位，压过文臣以及士族们一头，一旦迁都，这些原本国家柱石的军人们，地位必然会边缘化。为了迁都，拓跋宏费尽心思，以南征为由，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将整个中央机构以及精锐部队全都带走，然后在满朝文武的反对下，大军来到了洛阳，在大臣的苦苦劝说下，拓跋宏以迁都作为条件，换取答应大臣们的撤兵请求，两害相较取其轻下，大臣们只能应允了，这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也就完成了关键一步。之后魏孝文帝开始了全盘汉化的过程，包括从拓跋家族开始，带头改汉姓，要求鲜卑贵族穿汉族衣服，改用汉族文字，全国30岁以下的鲜卑人必须要学会汉语。政府的官方语言也变成了汉语，同时大行文治，提高文官的权力和地位，削弱武将的权力。对他从北方带来的精锐军队，他采取均田制的方式，划拨土地给他们耕种，让他们转化为农耕生活。如此种种，整个北魏王朝，从一个军事化的封建政权，变成了一个崇尚文治的文明国家，在他改革后不到10年，北魏王朝上下，鲜卑族士族和汉族士族之间，已经互通有无，不但贵族之间互相通婚，平民百姓间的往来也日益频繁，民族之间的鸿沟日益消弭。北魏的统治，也转向了重视农耕生产，鼓励农业发展，著名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在这时期全国推广开来，北魏的国力迅速增长，人口迅速增加，经济日益繁荣，国势蒸蒸日上。魏孝文帝想通过汉化改革，提升整个北魏的实力，并且能够真正消弭南北之间的民族鸿沟，为他将来统一南北做准备。在他完成了改革的初级目的之后，公元499年，魏孝文帝发兵攻打南方齐朝，在战争失败后病逝，年仅33岁。
带着遗憾病逝的魏孝文帝没有想到，在他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中，仅仅因为两个小小的疏漏，就为整个北魏王朝的衰落甚至灭亡埋下了祸根。
【二】
魏孝文帝的第一个疏漏，就是对当时北魏军权的控制。
在魏孝文帝时代，对于军权的控制，采取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方式，一方面划拨农民土地，再由农民供养士兵。与此同时，他从北方带来的15万精锐军队，被他整编成禁卫军，在河南地区安定下来，成为拱卫政权的主要力量，他以为通过这些措施，就可以让北魏皇室牢牢地把握住大权，在他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他错了一点：这些原本在北方边境战无不胜的精锐，一旦进入富庶的汉地，特别是在中原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加上长期以来的和平生活，战斗力退化是必然的，也许这些军队的第一代，尚且能够保留尚武精神，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渐渐地磨灭掉祖先的血性，沉迷于享乐的生活。在怎样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上，魏孝文帝并没有做太多的安排，或许他也来不及做安排，毕竟他只活了33岁。
魏孝文帝来不及做安排，历史的发展却替他做出了安排。原本被他留在北方防备柔然入侵的鲜卑军队，因为改革的推行，其地位已经被完全的边缘化。这些军人的待遇和地位，比起跟随魏孝文帝进入中央的军队来，可谓千差万别，人比人气死人，这些人不愤怒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北魏转向农耕经济之后，国家建立了完备的农业生产发展体系，原本以游牧和战斗为生的边境鲜卑族士兵，生活陷入困顿是必然的，反抗的种子，也就因此而种下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防备柔然民族的“六镇”，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军队的强悍战斗力一直保持了下去，相反北魏王朝所依靠的禁军，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早已经变得腐化不堪，这样的局面，好比是唐朝安史之乱前的“外重内轻”，一旦发生反叛和兵变，情势都是非常危险的。
北魏孝文帝的另一个疏漏，就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北魏王朝，特别是北魏的皇族，会在汉化改革之后迅速腐化堕落下去。不但鲜卑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荡然无存，甚至其荒淫奢侈，比起素来腐化的汉族士族阶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拓跋宏新营建的洛阳都城里，最早迁都的时候，洛阳城里居住的鲜卑人，不过有2000多人，但到了拓跋宏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激增到了1万多人。其中主要就是在汉化改革中受益的鲜卑文官阶层以及贵族阶层们，这些人通过封建化的经济改革尝到了甜头，成为北魏迅速崛起的暴富一族。而西晋、东晋时期臭名昭著的奢靡之风，也很快在北魏王朝重演了：比如高阳王元庸的住宅，和皇宫一样豪华，他一顿饭的花销就有数万钱，已经赶上了西晋司马炎统治时期的那些权贵们。河间王元辰喜欢和人攀富，他的家中养着骏马近百匹，大部分都是从波斯以及东罗马购买来的，家里喂马用的马槽都是黄金做的，他每次召集王公大臣们饮宴，用的器具都是黄金宝石打制的，甚至还包括从中亚购买来的玛瑙、珍珠器具。元辰有时候还经常痛惜，恨自己和西晋大富豪石崇没有生在一个年代，要不然非要和这个西晋首富好好地比比谁有钱。另外一位王爷元戎，见元辰家比自己有钱，回家后竟然气得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天天念叨：凭什么他家比我家有钱。
这样的一个朝廷，腐化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不但王族如此，甚至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如此，比如北魏的胡太后，在洛阳建了一座佛寺，大小1000多间屋子，花销就有200多万钱。这个佛寺的每一扇门，都是用纯金打造的，甚至佛像上面还镶有珍珠钻石，一丈八的佛像100多个，全都是用黄金来铸造。当然这时期也留下了经典的文明成就，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造，虽然为后世留下了文化遗产，但是在当时，却是虚耗国力。
奢靡之风如此之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整个国家的迅速腐化。比如在魏孝文帝的儿子北魏宣帝在位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就讽刺，政府管理人事调动的吏部，已经成了卖官的市场，在当时的民谣中，被讽刺为“市曹”。比如魏孝文帝死后仅6年，北魏的官职就有了明确的价码：比如大郡，在当时的价格是2000匹绢，次郡1000匹，下郡500匹，到了公元519年崔亮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这几个官职的标价已经上涨了3倍，连下郡的官职，都已经涨到了1500匹。买官的时候花钱越多，当官后自然捞得更多，北魏的贪污情况，连北魏的统治者都心知肚明。一度执掌北魏国家政权的胡太后，在河间王元甚做定州刺史的时候，就曾经说“这个人很贪，就差把当地的王宫给搬来了”。由此可见此时北魏腐败之深。
北魏的腐败，自然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胡太后当政的时候，北魏老百姓的赋税激增，一个农民要上交的赋税，比魏孝文帝时期已经增加了近8倍。北魏的许多皇族，更热衷于从事高利贷生意，放贷给农民收取高利息，这样的结果，自然让老百姓的苦难越来越深。
相比之下，苦难更深的，却是此时镇守北方的六镇军人们。
我们前面不断地提到六镇，在这里，对六镇作一个详细的解释。北魏从南下中原开始，北方始终面临着的威胁柔然。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经发动过大规模的北伐战争，一度把柔然打得奄奄一息，但是当时的魏太武帝拓跋焘，急于进行南伐刘宋的战争，所以在即将歼灭柔然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收兵南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当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柔然，保留了复兴的元气，到了公元490年魏孝文帝迁都的时候，柔然已经成为了北魏的巨大威胁。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柔然经常侵扰北魏的北方边境，甚至多次威胁到国都平城，为了让国都有一个安稳的环境，因此才选择了迁都。为了防御柔然的进攻，北魏在平城以北，修筑了一条2000余里的长城，后来又在延边要害的地方，广泛地修筑军事据点，这些据点的名字，就叫做镇，最著名的六个掌握要害的军事据点，就是所谓的“六镇”，包括怀朔镇、武川镇、复明镇、柔轩镇、槐黄镇、沃野镇。这六个镇，是北魏防御柔然南下的要冲，在北魏定都平城期间，驻守六镇的军队，是北魏最精锐的军队，因为有守卫国都的重任，他们的待遇，相当于当时北魏的禁军，统军的军官都是鲜卑族贵族，在北魏军中有着世袭崇高的地位，士兵们也有非常高的待遇。从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北魏皇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巡视六镇，封赏六镇的士兵将领们，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时候，既然国都都迁了，这个规矩当然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北魏迁都之后，原本占有重要地位的六镇，也就成了被国家遗忘的角落，特别是随着北魏均田制、租庸调制等政策的实行，原先享受免税特权的边境士兵们，也要和内地的平民一样，履行完粮纳税的任务，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待遇日益低下，生活日益贫困。而世袭带兵的当地将领们，他们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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