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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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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

  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

  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


  第八章 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

  【一】

  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

  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

  【二】

  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

  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

  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

  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

  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三】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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