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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对冷战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有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如关于冷战的通史类著作，200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刘金质《冷战史》，120万字，全面系统，资料丰富，代表了当前我国冷战史研究的最高水平。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也是如此。（参阅“2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
3、开始建立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开设冷战史课程，培养冷战史研究的硕士、博士。如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发行《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华东师大成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出版《冷战史研究通讯》；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和我校都招收和培养冷战史研究的硕士、博士。尽管如此，和西方比，我国的冷战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冷战史的许多方面尚未触及，属空白点；有些问题虽有论述，但也不够深入，论述都比较简单。可以说，冷战史的所有问题都需要重新研究，都可以进行研究。二战结束已经50多年，但仍然是一个研究热点，不少学者仍然在研究，全国还有一个二战史研究会。我国关于冷战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大部分领域还是处女地，极待开发，极待发展，因此，冷战史的研究任重道远。热忱欢迎同学们投入冷战史研究的队伍之中，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冷战史研究做出贡献。
二、关于冷战的起源：（一）国外学术界的观点。1、美国的观点。在西方冷战史研究中，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曾担任过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主席的约翰·加迪斯统计，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80年代出版的《从1700年以来的外交指南》一书中，42％的篇幅涉及到冷战起源时期。近50年来，围绕冷战的源头何在，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应对冷战爆发负主要责任，英、法等其他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等问题西方史学界一直争不休，众说绘纭，先后产生了三个不同流；即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
①正统派Orthodox，Traditonal。又称传统派，产生了40年代末，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主流学派。最早的正统派并非专业的史学家，而是美国当时对外政策的制定者。美“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可算作正统的鼻祖。1947。7凯南曾化名“X先生”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把苏联描绘成为疯狂的扩张主义者，鼓吹美国必须对其进行遏制，否则自由世界的安全没有保障。凯南的观点为美国发动冷战提供了理论依据，促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转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冷战史学家的研究取向。除凯南外，还有许多政府官员根据各自的亲身经历著书立说，试图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与重大事件作出解释，如国务詹姆士·贝尔纳斯的《实话实说》，史密斯的《我在莫斯科的三年》，约瑟夫·琼斯的《十五个星期》（1947。1。21…6。5），以及哈里·杜鲁门的两卷本回忆录《决策之年》《考验和希望之年》，等等。这些作者因大都身居要职，参于决策，所以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到50年代及60年代初，西方史学界出版了许多反映正统派观点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贝利的《美苏遭遇》，赫伯特·弗斯的《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约翰·斯内尔的《东西方对德国的困境与冷战起源》，诺曼·格雷布纳的《冷战外交1945－1960》等。正统派史学家把冷战爆发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苏联，认为从意识形态看，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从历史经验看，苏联的战后目标是争夺势力范围，在全世界进行扩张。冷战是斯大林发动的，是“斯大林的战争。”美国在二战后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基本上是一战后产生的威尔逊主义的翻版，即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安全组织，以调节各成员国的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从而达到保障世界和平，维护世界秩序的目的。但苏的扩张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并将损害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美国政府才调整政策，大力扶持西欧，以建立新的“自由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力量”，共同对苏的扩张加以遏制。这样，以美苏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随着相互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引发了冷战。因此，冷战是“自由人民对共产主义侵略勇敢的本质的回应。”美对苏的遏制政策是美国一贯厌恶强权政治的结果，是“一次新的自由大进军”。正统派的观点盛行了约20年。到60年代中期后，在修正派史学的猛烈抨击下，其影响很快趋于式徵。②修正学派。Revisionist，New　left。修正学派兴起于60年代中期，因其成员大多思想左倾，故又称“新左派”。当时美国正陷入越战不能自拔。一方面国际舆论的遣责和压力日益增大；同时美国内反战情绪也日益浓厚，反战运动蓬勃兴起，不少人开始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疑问，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左翼学者利用逐渐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对冷战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重新考察了战后初期美苏两国在政治、外交上的政策和行为，提出了关于冷战起因的全新观点。修正派有两个分支。第一支以修正派的始祖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为代表。1959年威廉斯出版《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The　tragedy　of　the　Ameracan　deplomacy这是修正派的开山之作，其中关于冷战起因的部分引起很大反响。威廉斯认为，应该从美国经济的需求这一角度重新系统地研究冷战起因问题。此外，加希里埃尔·科尔科的《战争的政治》和劳埃德·加维纳的《幻想的设计师》也都从同样的宏观角度研究了冷战初期美外交政策。修正派的另一支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有丹纳·弗莱明的《冷战及其起源》，戴维·霍罗维茨：《自由世界的巨人》，加·阿尔佩罗维茨：《原子外交》，黛安内·克莱门斯：《雅尔塔》。这一支史学家在解释美国对外政策时都很重视决策者个人的作用。修正派几乎完全推翻了正统派关于冷战起因的解释，他们认为：
第一，并不存在正统派新描述的所谓苏联扩张的威胁。尽管苏在战后采取了一些过激的甚至是挑衅性的行动和政策，但其目的不是想完全在世界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势力范围的扩张。斯大林在战后有三个主要目标：○1在苏西部邻国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保障苏西部边境的安全；○2确保德国不再卷土重来，威胁苏的安全；○3争取大量赔偿以重建被战争破坏的苏联经济。除了这三点，斯大林一直是比较灵活并乐于与西方盟同合作的。如果美国理解苏的这几点最低限度的要求，冷战就可能避免。第二，美战后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扩张，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美决策者们鼓吹“门产开放”政策，无非是想把世界经济套在美国经济的马车上，一方面保证美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尽快恢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拯救资本主义。基于这一目标，美国把触角伸向各大洲。即使在苏联最为关注的东欧，美国也要插上一脚，因为东欧经济对整个欧洲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美国的经济扩张和“世界帝国”政策没有给苏的国家安全考虑留下一点点可调和的余地，因此苏拒绝美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同时，苏的存在及其谋求国家安全的努力也不利于美国经济扩张。于是，美苏就不可避免地由战时会作走上战后对峙的冷战之路了。第三，杜鲁门政府应对冷战的爆发负责。杜鲁门抛弃罗斯福关于战后美苏合作的设想，执行对苏强硬政策，这种“突然的逆转”导致了美苏对抗。杜鲁门政府不仅对苏施加经济压力，终止对苏租借法案，还采取“原子威慑”手段，利用手中掌握的核子秘密进行讹诈，目的是要逼苏接受美的世界霸权地位。第四，美和其他国家结成军事联盟，是把自己的“帝国”意志强加于人。美国强迫盟国在经济上依附于自己，以达到操纵，控制的目的，从而结成反苏集团，展开美苏冷战。
　　修正派对正流派的挑战在史学界并未引起大规模的辩论。因为修正派揭示了美国发动冷战与陷入越战的根源，都在于对世界帝国的追逐。这样，攻击修正派就似乎意味着肯定越战。在当时美国反战的形势下不便于这样做，那些反战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愿这样做。因此尽管有些正统派史学家批评修正派断章取义，虚构材料等等，也都局限于打文字官司，反响不大。修正派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获得长足的发展。
③后修正派　　Post…revisionist。后修正派产生于70年代末，这与各国外交档案的大量公开有关，到70年代中后期，有关冷战初期的美国外交文件大都已解密，英国也逐步公开了这一时期的内阁和外交档案，这就使冷战研究者们在更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冷战起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修正派史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了证实前两派某些观点的证据。他们的很多观点也综合了正统派和修正派的意见，但更多的则是对两派特别是修正派观点的批判。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新正统派或折衷派。后修正派按其研究方向也可分为两支。第一支出现较早，他们和正统派、修正派相似，在研究中持“超级大国”，即所谓“两极论”，着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研究，忽视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如约翰·加迪斯认为：“冷战发源于美苏两国各自寻求内外发展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一支的主要史家及著作有：约翰·加迪斯的《美国和冷战的起源，1941－1947》，林恩·戴维斯的《冷战出台》，丹尼尔·叶尔金的《支离破碎的和平》，沃伊捷赫·马斯特尼的《俄国冷战之路》等。
　　　　　后修正派的第二支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两极论，加强了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如吉尔·伦斯泰德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冷战，1945－1949》，揭示了挪威和芬兰加入北约组织的主动性，指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这一支最重要的贡献是拓展了对英国的研究，改变了仅仅把英国描述为美国政策的被动追随者的局面。他们利用最新美、英档案，重新评估了英国在冷战中的作用。主要著作有：威廉·路易斯：《帝国主义陷入绝境，1941－1945》，小罗伯特·哈撒韦：《矛盾的伙伴关系――英国和美国，1944－1947》，这两部著作主要分析美英在政、济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相互利用，相互扶持的关系，率先在冷战史研究中给了英国一席之地。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大批论述、分析英国在冷战起源中重要作用的著作，主要有小罗伯特·哈撒韦的《模糊的伙伴关系――英国和美国》，1944－1947），特里·安德森的《美国、英国的冷战，1944－1947》，伊丽莎白·巴克的《超级大国之间的英国，1945－1950》，安妮·戴顿的《无望的和平――英国、德国的分裂与冷战的起源》以及她主编的《英国与第一次冷战》，艾伦·希洛克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1945－1951》，亨利·瑞安的《英美的幻象》。
　　　　　总起来看，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