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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挡，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
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就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
两个冷馒头。

　　　　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音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
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是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

　　　　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
放在眼里它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它们“迪斯
尼”乐园。它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
跳上我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
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它们。它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
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人家伙就
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

　　　　没办法，只好叫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
我这里作客。

　　　　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黩武主义变为犬儒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
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
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滩吃剩的馒头渣。

　　　　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
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
感动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它的伙伴——那说不定是它的丈夫或妻子。越过第一部分
二分之一处时，感动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
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时，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
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
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
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古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窃的生意人。这
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

　　　　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欢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谵妄状态。上厕所
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呼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
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的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地立
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
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

　　　　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的高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这些声音似
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
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
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
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
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礼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
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
式将全产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
时候，的确像进行一处神对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
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

　　　　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

　　　　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动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拳得挪不开脚
步。

　　　　躲在床上，有一种生命既将终目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
遥远得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五十
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
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录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
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
就心平气静地睡。

　　　　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老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
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

　　　　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２３连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
看，这雨应该叫冬雨。天很冷了，出山的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

　　　　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那无疑
是雪。心中不由泛起一缕温热。

　　　　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由尖上出
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
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

　　　　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
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能降临。

　　　　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
的活力能尽情愤涌。

　　　　对雨雪的崇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
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
下雪，便地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
雪，人们就陷入愁容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
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
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

　　　　久而久之，便逐渐对这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一雨或下雪，我
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一远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
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
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迷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
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现在，身处异乡这孤儿的地
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物，无数美好的
过去是再也不能唤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的遏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
偿人生的无数缺感，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我感
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
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然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
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
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面前完成的稿
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
劳一年的庄稼人把批一摞谷穗垛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
一袋捍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这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
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

　　　　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咝咝地来了。真想在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
房里里干燥温暖，窗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每天的工作像预选安排好那样“准时”
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

　　　　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

　　　　情绪在猛烈地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扁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
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
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得连自己都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圪
节、原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
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

　　　　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
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
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
感情却是独特而可替代的。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地
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
《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
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
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
的队列。２５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外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
斩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
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
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
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我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
《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
（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愿意必，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
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